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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自序,是作者1926年观点。
如果说先生最初的民俗研究是出于治史的需要,那么在创办《民俗》周刊以后,则明显由偶然转向了自觉。他在1928年初的《〈民俗学会小丛书〉弁言》中说到:“民俗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以前的人决不会梦想到……我们为了不肯辜负时代的使命,前已刊发《民间文艺周刊》。此外,风俗宗教等等材料也将同样地搜集和发表。”但这项工作并不为学者们所理解,傅斯年就认为丛书出得太浅薄,“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成果”,为此,先生表明立场:“现在的人,救世不遑,那有人能做积年的研究。所以拿了这个标准来看,现在讲不到出版。”“民俗学是刚提倡,这一方面前无凭借,所以我主张有材料就印。”①这种思路是与历史学的发生发展相通的,上古历史起于记载而非起于研究,资料的积累是研究的基础,学问之道,学而后才能问,无从学也就无从问,先生于此深有体会:“我研究历史感着痛苦”,因为过去的历史,记载的都是贵族的生活文化,若要从中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②可见先生确实是把民俗资料的搜集印行当作民众生活文化的历史记载来进行的。事实证明了先生的远见卓识,当年印行的这些民国初年搜集的民俗资料,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现代人看来,恰恰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它的珍贵的价值,正体现在不可重复的历史性。
二、奖掖后学,团队作战,以梯队的人才做梯队的学问。
说顾颉刚是个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智慧,还在于他特别善于造起声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名盛则附之者众”,另一方面也因为先生懂得团队作战的威力,乃有意而为之。
先生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籍,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③这里提到的不仅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还涉及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学术团体的内部分工等问题。显然,先生认为学科的振兴和发展,光靠一两个顶尖人物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而要培育一批班子,团结一班同好,大家一同努力,有人从事资料的搜集,有人从事基础的研究工作,有人从事提高的研究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进行团队作战。而欲达到此一目的,则首先须做普及的工作,即培养人才。
先生的民俗学研究,就是以这种形式来展开的。1926年,先生离京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竟花了半年时间在厦门、泉州、福州等地搜集风俗物品”,④虽然花去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因为是单干,成绩不大,这段历史很少被人提及。1927年进入中山大学,随即把钟敬文由岭大荐入中大,组织出版民俗刊物,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把中山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员几乎全部网罗到学会中来了。这以后,先生几乎不再从事具体的搜集和编辑工作,更多的做些指导性工作,为刊物和丛书的出版写些发刊词和序言之类,一些具体、琐碎的工作事实上都由钟敬文、杨成志等人完成了。这段历史轰轰烈烈,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的地位得以奠定。先生本人的主要精力虽然是放在历史学上,但在他这段历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学术功绩却不在历史学而在民俗学,他的每一篇有关民俗学的发言都会在学界产生回响,这不能不归功于团体和刊物的力量。
培养学生,奖掖后学,留给自己著书立说的时间就少了,但从学科的发展上来说,无疑利大于弊。先生认为自己的努力为中山大学创造了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 他说:“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够入学问之门了。”⑤先生是把培养、发现人才当成了自己学术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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