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 :社会史研究中三个可能被“误读”的等号
作者本人并不是社会史学工作者,这里只能说点一直埋藏在自己心底里的“私房话”,但却也是从艰苦研究实践中流淌出来的真困惑。以下就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或问题,谈谈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基本问题”不等于“宏大叙事”
在后现代学派对黑格尔本质主义批判的直接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方兴未艾的社会史研究领域,有效地扭转了由于“宏大叙事”(Great Narration)模式所造成的“空壳史学”状况,实在是功勋卓著。大量优秀、严谨的研究作品持续出版,为史学研究的转型和深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无须赘述。但是,矫枉过正的结果,也使人们朦胧地感觉到了一种排斥抽象问题的潜在倾向,就是在做微观研究时不自觉地忽略了对“基本问题”的设问。所谓“基本问题”是指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研究中不可省略的基础假设。对于家族史研究来说,“家族”这一具体的群体生活形式的社会本质到底是什么?家族的不同存在形式和生活样式究竟会给社会结构之塑型和政治机制之形成造成哪些影响?其中某种生活样式对传统中国社会为什么是适宜的或者相反?等等。在一些研究者心里,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离题太远了。当然,这样的抽象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甚至只有当众多具体研究成熟之后,才能勾勒出基本结论。但是,人们在开始研究前是不是有意识地审视过研究对象的性质,在研究过程中是否仍时时“眷恋”着这些问题,在研究终结时是否检验过这些问题得到了多大程度上的解释,则直接涉及到其研究成果的深度和价值。例如,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图腾”是个常识问题。但当真正问起“‘图腾’究竟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它?”时,人们往往对之默然。但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对此并未放弃,而是接二连三地持续追问:“图腾首先是一个符号,那么,它象征着什么?”;“为什么社会要通过符号的形式得以再现?”;“什么才能证明以社会兴奋为后果的宗教纯化不仅仅是所谓的精神迷狂?”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些具有抽象性质的核心问题,铸成了其不朽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精神》。当我们弄懂了“图腾”的本意是“我是谁”(Who I am),是一种对于群体身份的界定,那么它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性质就昭然若揭了。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展开对“图腾”的研究,其可能的深入程度可想而知。记得年初在刘泽华先生家上课,无意中在桌上看到从美归乡的台湾清华大学陈启云教授2003年3月5日给他的信。信中称“最近国内一切,包括学术,大有进展;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小考证方面的研究。年前拜读尊著,而即感体大思精,气概宏宽”。这当时给了我一个刺激,所以现在还记得清楚。后来在直接听了陈教授的讲座后,我似乎理解了,陈教授信中所言可能是指刘先生近年来竭力倡导的以“共同体”范畴为核心而把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结起来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在这里,“共同体”显然具有异质性特征,不仅中国的“共同体”不同于西方的“共同体”,而且中国各历史阶段和各社会层级的“共同体”也具有差异。如果说,所谓的“宏大叙事”是用一种自以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去一劳永逸地“套”用任何事物。认为只要发现了某个“本质”,就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事物的具体过程和结构机理进行“化约论”的处理,从而抹煞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区别,那么,“基本问题”则是在学科范围内,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进行不懈地拷问(third degree),对其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特征做出多视角的假设,从而使目的指向和问题性质趋向深邃的意含和明确的旨归,是在具体的时空框架内对抽象问题进行设问。显然,前者愈“套”愈空,而后者则愈“问”愈实,二者绝不能划等号。所以,那种不管前提如何,也不问内容怎样,反正一听到抽象问题就自动联想到“空话连篇”的僵死模式,其实并不十分恰当。更为要害的是,这种“忽视”和“省略”将会压抑研究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灵感,使学术研究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
当然,“基本问题”可以是显露在外的,也可以是隐含在内的,而真正的高手往往采取后一种策略。像费孝通老的名著《乡土中国》,隐藏其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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