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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框架，不仅已得到了若干修正，而且也已真正内“化”成了某种灵魂，弥散于他的文脉构思和字里行间了。但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硬功夫。对于如我辈之入道尚浅者来说，不妨先从“问题”战略的学习入手，而后才谈得上策略的技术性展开。
目前，在仪式、象征、场域等人类学理念的带动下，诸如祭祀、葬礼、节日、服饰、饮食、婚俗、生育等原被压抑到学术边缘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在主流研究领域得到了强制性复苏。一般来说，读到有启发性的文章，领略了其中的点睛论断，都会使人有一种顿开茅塞和豁然开朗的惊喜，紧接着就是引用。但是，此时“惊喜”和“引用”很可能会掩盖对“基本问题”的深究。当我们看到人类学家在谈论“仪式”（Ritual）的时候，很少进一步拷问“仪式对人类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仪式的社会政治功能到底是什么？”类似这样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遐想，因为如果研究者对一个分析性概念的性质没有较明确的理解，那么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会就事论事，浮于现象的“浅描”层次，问题很难得到深入的扩展和推衍。更重要的是，缺乏这样的基本理解，才恰恰遗留下滑向“宏大叙事”的通道，即从一种未经讨论的前提出发，只堆积了若干具体资料，就敢得出相当重大的结论。其实，在“宏大叙事”的缺陷已经充分显露的阶段，这种遗忘“基本问题”的个案研究，危害可能更大。但当“符号何以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霸权”之基础性问题弄清楚了，那么，继续追问“这种霸权是以怎样的机制得以展现并实现其功能”的问题，就会显得顺理成章。再往后就必然产生查索资料，进行调查，拓展深入研究的迫切需求。这时深埋于故纸堆之中，就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折磨”，而变成了某种证明真谛的“欢愉享受”了。所以，问题是一层一层地在思维逻辑上依次展开的，跳过“基础问题”这一前提，以后的思考和分析就难于深入，遇到困惑也不能游刃有余地顺畅解释。
二、个案深描不等于田野调查
由于留洋学子纷纷归国报效，给国内史学研究领域带来了大量新旧信息，特别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更使我辈受益匪浅。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田野调查”（field work）。像王铭铭先生关于“村落文化与权力”和景军先生关于“宗庙符号资源争夺”的出色研究，就是成功运用这一方法的中国社会人类学之研究典范。学术界之所以推崇他们的著作，与拒绝“宏大叙事”的背景直接相关。摒弃“想当然”式的轻浮联想是太必要了，以至于脚踏实地发现历史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史工作者的方法论准则。
但是，当我们问起“田野调查”为什么是一种“好”方法时，其实就涉及到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他者的世界”有异于“自我的世界”，不能以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去生搬硬套地推论被研究对象，所以才需要和必须去“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其途径就是做田野调查。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倡导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其本意是在有机“背景”下把“话语”与“文本”在空间上联系起来（context+ discourse +text），以便避免凭借某种无根据的文化优越感去简单推理，是试图发现和整理超越研究者原有认知局限的特殊逻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做的一个更为基本的准备条件，是对自身原有的知识之性质、结构、方法以及优点和偏见有一个自觉性的反思。原则上，“深描”意味着“比较”过程的完成，是两种不同认知结构之间冲突与互动的结果。“深描他者”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就是“重估自我”。我们甚至可以说，愈是对研究者自身的认知状况具有清晰的考量，就愈会对相异者的特殊思维产生刺激性敏感。像对“巫术”之观念结构、行为机理和社会功能的研究，舍掉“个案深描”的详细观察，我们就很可能会凭借自我的想象，简单冠之以“愚昧”或“迷信”了事。可是，由于自我基于“唯科学主义”的知识假设本身就值得商榷，所以无论是否做过“田野调查”，都不会使其研究成果更加接近于真实。狭义的方法是指一种技术，技术永远是在理论框架之下发挥作用的。所以，研究对象是别人，而真正受审查的则是自己。如此看来，当还没有反思自己究竟具有怎样的认知格局，甚至根本就没有过审查自我知识之合理性的意识冲动时，就急急忙忙地下乡、“蹲坑”、参与过程和体验生活，其结论将不会由于下乡走访过而增加实证根据，反而很可能由此而南辕北辙，其结论的相对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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