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炳信：生死观说到底也是一种大人格，大态度。那就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不低头、不下跪。平时一个人的性格可能非常地热情，非常地随和，非常地幽默，非常地友善。

　　舒乙：对，他多次形容过自己，他说他跟自己母亲很像。他母亲一个不识字的人，但很愿意帮助别人，特别热情，能拿的出一分钱，决不拿半分钱。因为她是个寡妇嘛，丈夫死于八国联军。做工人，做佣人，做下人，做伙计，这样把孩子几个带大的。他说我比较像她，在乎骨气，骨气比我的生命都还重要。这种生死观，就是对死的选择。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做不到的，但一些伟人就是要选择自己死去的方式。这是极其理智的人，极其勇敢的人，极其有骨气的人，他们要将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交给命运。老舍就是这样有自己生死观的人。他把骨气看得很重，比名重、比利重、比生命重，这是一种标准。这样的人在面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与个人命运孰轻孰重时，就会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这也是一种标准，如果没有这种标准，碰到大是大非问题或是茫然失措，或是随波逐流，或是走了错误的路。所以我现在发现一个文章是44年的，就抗战的，他就把他这个，他说诗人，国家有患难的时候，六个字，他说“投水，殉难，身谏”。

　　田炳信：就是以身来劝阻的意识。

　　舒乙：对。

　　田炳信：那他选择了第一个。

　　舒乙：三者是一致的。殉难，身谏。为什么是这个呢？这个恰恰是44年，这个在历史上记载得很少。日本人从贵州省方向迂回包围重庆，在咱们这个历史上不记载，在国民党那个历史上可能有，重庆大乱，怎么个乱法呢，准备向西康迁都。有人问老舍先生，因为他当时是后方文艺界的最高领袖。别人问他怎么样，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北方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就是我的归宿。重庆人听了这样一句话非常吃惊，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做了文物局局长，叫王野秋，当时跟着冯玉祥在从军，专门给老舍写了一封信。他问当真么？老舍还真给他回了一封信。到文革后他把它拿出来了发表了，我觉得特棒，老舍先生是这么回的，他说：此话当真，我看不出来向西跑有什么作用，我也没得跑，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盖。

　　田炳信：嘉陵江没盖，呵呵。

　　舒乙：没盖，他还保持者他那个幽默。

　　田炳信：已经从北京跑到重庆了，没什么希望了。

　　舒乙：由此可以看出他那句话啊，国家有祸难的时候，殉难，就后来他那个行动，完全就是这一套。

　　田炳信：有人说，也有人曾认为，“文革”中老舍先生要是再挺一挺也许就过去了。

　　舒乙：老舍迈不过这个坎儿，即使1966年8月24日过去了，后面的日子他也过不去，这是他的生死观决定的，他不能忍受人格的侮辱，他不能丧失骨气，不能说假话，不能违心，所以便不能忍，他只能以死抗争，别无选择。绝大部分文人啊，在“文革”的初期，都是跟着毛走的，很不理解。很多文人都觉得我没有罪，没想通“文革”怎么会这样，但他（毛）是对的，好赖要跟着他走，包括巴金都是这样。

　　田炳信：这样他就活下来了。

　　舒乙：这样他就活下来了。有一次，上海不是有一个人叫黄裳，跟巴老聊天，说我要是老舍我就不这样，意思是我忍一忍就过来了，巴老平时说话非常和气啊，那次巴老火了。

　　田炳信：火了。

　　舒乙：听他这样一说，火了。他立刻就说你胡说，非常严厉。他说你去给我自杀一个试试，那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巴老他很理解这个。

　　田炳信：巴金对老舍先生，一个是感情深，一个是了解也深。

　　舒乙：性格所致，一个是他骨气非常重要；另一个就是他宁折不弯。士可杀不可辱。

　　田炳信：真正的传统思想。我觉得这个满族人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提到这个满族啊，他民族，一个民族和一个民族他有不一样的东西。平常不这样，他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对于汉族人来说很难想象。当时光绪退位的时候，南方很多的家庭，满族的，集体自杀。向北边叩拜，完了以后，全自杀。

　　舒乙：我后来研究老舍的时候，研究他的身世，因为我这个比较有利，我研究他的身世的时候，发现他的人生里头有几次大的转折，转弯转得挺厉害的。这个可能是他性格所致，换了另外一个人吧，完全可能走另外一条路。这很怪，这是他的性格，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爱念书，穷孩子，没有钱。整个这一家，所有的祖辈包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识字。

　　田炳信：老舍家。

　　舒乙：但他爱念书，靠别人的救助，念了小学私塾，但到中学没钱了。当时有公立学校，一二三四，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可以不要钱，但是要交保险押金。

　　田炳信：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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