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曲"；董每戡的著作，均以"戏剧史"题名而不题"戏曲史"，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表明与旧曲学分道扬镳的态势。董先生说："构成戏剧的东西，’舞’是主要的，’歌’是次要的。"过去的曲论家们"不知道’戏曲’是’戏’，只知道它是’曲’，尽在词曲的声律和辞藻上面兜圈儿，兜来转去，结果取消了’戏’。"（《说剧》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可见，董先生的戏剧论著，完全是建立在新的戏剧观念的基础上的。
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共三册四编，其中第三册第四编全讲"清代地方戏"，又第二编最后一章为"北杂剧与南戏的舞台艺术"，第三编打破以时代或作家作品题名的老套，而以"昆山腔与弋阳诸腔戏"为题，且给音乐、表演、舞台美术以专门的篇幅。这显然是在有意识地改变卢冀野所说的中国戏剧史著作中"两头尖"的状态。
戏剧史著作是戏剧观念的产物。从卢冀野到张庚，表明人们的戏剧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国戏剧史，大体上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的：
宋元以前的前戏剧或泛戏剧形态──宋元南戏、杂剧──明清传奇（昆腔、弋腔）──花部（皮黄和其它地方戏）──话剧的输入 然而，这仍然仅仅是中国戏剧史的一条看得见的明河。
二
《通史》出版仅数年后的1987年底，中国剧协主席、著名话剧作家曹禺在看了贵州德江地区的傩面具展览之后说：中国戏剧史应当重写。
翌年秋，在乌鲁木齐的"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上，不少代表指出：以往的所谓"中国戏剧史"，实际上只是汉族城市戏剧史。
显然，伴随着70年代末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而掀起的文化和学术领域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拓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一些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迅速适应潮流，开始扩展研究领域，改变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人们呼吁要重视中国戏剧史的潜流。
在中国戏剧史领域内，盛极一时的"傩戏热"，对推动人们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变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贵州、山西、湖南、广西等地，一系列的国际会议连年召开；一篇篇论文在《民间文学论坛》、《中华戏曲》、《戏剧艺术》、《文艺研究》、《戏曲研究》、《戏剧》、《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出版了多少种专著难以统计，代表作要算是萧兵的《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毫无疑问，掀起这场傩戏研究热潮，除了大陆学者自身的努力以外，境外学者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龙彼得的论文《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考》，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研究──地方戏的环境》、《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几本大书和王秋桂主持的对仪式剧的田野考察工作等起的作用最大。
与此同时，传统的戏曲文学研究，却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进入90年代以来，戏曲文学的研究论文、专著、学术会议都明显减少。1991年湖南吉首的少数民族傩戏研讨会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学者，其中不乏自费与会者，气氛非常热烈。两天后，四川乐山的近代戏曲文学研讨会，到会者仅20余人。两相对比，不能不令人感到强烈的震撼。而最大的无奈是：人们普遍对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丧失了兴趣和找不到出路。一些戏剧刊物的主编公开宣称：我们不欢迎作家作品论的文章。一些大学教师慨叹：这几年，戏曲史方向的研究生，连论文题目都不好找了！
戏曲文学研究找不到出路，是学术研究进入转型期的产物和标志。整个文学研究界，已经不大耐烦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文学进行简单的诠释。戏曲文学研究界，也早已试图冲出用冲突论、典型论对剧本的情节结构或人物形象分析评价一番就了事的旧模式。
戏曲文学乃至古代戏曲研究的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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