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和谐管理的传统文化视阈 |
 |
时间：2009-8-8 16:35:57 来源：不详
|
|
|
舒则直截了当断言：“德莫大于和。”可见，儒家对这一思想的高度重视。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在历代的年号中“和”字使用率甚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和为贵”管理思想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解儒家“和为贵”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和为贵”就是讲一团和气。更有人据此指责儒家是在逃避矛盾、回避斗争，主张人与人之间与世无争，在矛盾出现之时“和稀泥”。其实，这是对儒家“和为贵”思想的片面理解。事实上，在儒家思想中“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原则，绝不是无原则地调和折中，因为其本身遵循着“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这两个基本原则，这就保证了“和”本身是以对道义的遵循为前提的。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的作者进而提倡“君子和而不流”。以二程的话说：“世以随俗为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于义。”可见，“和为贵”意味着对人际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承认，并以一种智慧的方式解决矛盾，从而探求一种和谐、和合的管理之道。
在构建和谐管理的过程中，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和谐关系同样是我们企业管理者必须着力营造的。因此，儒家倡导的“人我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也给我们极大的启迪。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一些信奉“儒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企业所看到的那样，人我之间的和谐包容，追求“致中和”的人际关系境界，一方面能营造一个“同归而殊途”的祥和稳定团队，而这样的团队因为有了个人与他人的祥和与稳定，才能有凝聚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去战胜任何困难；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团队内部培养认同度、执行力和忠诚的有效途径。置身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企业界，儒家“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处世智慧正日益凸显其全球性的价值。
其三是人与自身关系上的中庸之道：欲理合一。这是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平衡的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我们的企业经营者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效地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诱惑：一是做企业过程中市场经济必然内含的利润最大化法则的诱惑；二是做人过程中刚性递进的财富占有欲的诱惑。儒家“欲理合一”的中庸智慧无疑为我们在利润最大化诱惑面前拥有一份定力，从而守持住一颗道义之心提供了诸多的智慧指引。
从中庸的要求出发，儒家认为要达到欲与理之间的“中行”状态，必须确立“寡欲”、“导欲”、“不使可欲”等理智原则。
“寡欲”是说在自我人生活动中对不断勃发的生命之欲应有一个规范整理的过程，在确立一些最基本的欲望作为生命的理想去孜孜追求以外，对其他的欲望应持一种淡泊或漠然的态度。从中庸的要求看，儒家主张的“寡欲”当然不是一味消极地减损欲望，而是在确立生命中最基本的对自我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最有意义的那些欲望之后，对其他次要的欲望作一理性的舍弃。孟子在讲“养心莫善于寡欲”的道理时，对“寡欲”的具体要求曾作过如下的解释：“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所以，“寡欲”绝不是禁欲，而是基于不同欲望之于自我人生有不同的意义而作出的一种理性而明智的抉择。更何况自我生命是如此短促，这正如古人在《诗经》中喟叹的那样：“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一方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的欲望又是无限的。倘若以有限的生命精力去追逐无限的欲望冲动，那我们的人生就注定会是徒劳无益的。可见，“寡欲”恰恰是自我理性的智慧抉择，是欲与理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
在儒家那里，这一欲与理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也体现为“导欲”的智慧。“导欲”是指在自我人生的活动过程中，自我凭借理性的认知，对生命之欲进行引导、规范和改造，以达到“中行”的过程。儒家在承认欲望之合理性的同时，几乎毫不例外地主张对欲望必须进行德性方面的引导，所以孔子称：“克己复礼为仁”。朱熹的解释为：“‘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由此可见，“克己”就是抑制自己的私欲，引导这一私欲符合礼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仁义的道德理性。而且在孔子看来，只要对欲望进行引导，通过长期的自觉与自律，最终就能达到自由的境界，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荀子则从人天生有纵欲之恶的本性来论述导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因此，他的结论是“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荀子看来，以一定的礼义规范引导人之欲望才能使人“乐而不乱”。
欲与理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也体现为“不使可欲”的智慧。“不使可欲”是指自我在对待那些学习之前尚未成为我们生命欲望的欲望时采取一种自我节制和回避的理性态度。生命之欲是丰富多样的，其中一部分欲望是需要经过后天的了解或学习才能成为自我生命之欲的。对待这种需学习而后才能成为生命之欲的欲望，除非这些欲望是自我人生价值实现所必须追求的，否则，儒家明确主张应该对它持“不使可欲”的节制态度。它往往表现为对声色犬马等诱惑的一种理性回避。
正如许多论者已指出的那样，儒家哲学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先秦儒家那里无论是讲“寡欲”、“导欲”，还是“不使可欲”，都无禁欲主义的苛求。只是到了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禁欲主义传统才开始形成。因为宋明理学家片面发展了孔孟的节欲、寡欲思想，把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起来。譬如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就认为，孟子讲“寡欲”还不够，还必须进而寡之又寡，以至于无。朱熹则更是时刻不忘“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在他看来，“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因为宋明理学家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所以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一切都充塞着人欲：本出于天性的男女、夫妇之爱被视为淫欲；对饮食之道稍加讲究则是贪口腹之欲；寡妇迫于生计再嫁他人，则被视为失节，如此等等。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这种禁欲主义人生哲学传统，再加上自隋唐以来传人中国本来就主张禁欲的佛教学说，以及在老子那里就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致使儒、释(佛)、道三者糅合在一起，终于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带有浓厚禁欲主义色彩的人生哲学传统。这当然是宋明以来儒家传统中必须批判的糟粕。
其实，宋明儒家在欲理关系问题上的失误恰恰在于他们离开了中庸的立场。事实上，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对今天和谐管理理念的有效构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为和谐管理提供主体心灵方面的保障，这个心灵保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欲与理之间确立起恰到好处的平衡之道。
事实上，许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事业败局恰恰源于他们内心过于执著的财富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漠视道德理性。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在财富欲望与道德理性之间没有营造和谐的身心关系，就不可能有和谐的自我人生；没有和谐的自我人生自然，就不可能构建和谐企业。但是，现代人在自我人生追求中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生活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已经被许多学者视为“现代病”。这一“现代病”同样流行于企业经营者中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欲理合一原则显然从最高的价值观上给现代管理者提出了自我修行的基本原则。
四、结论
李泽厚在其《论语今读》中将孔子的中庸之道称为“实用理性”。这一“实用理性”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空玄的义理探究，而是直接指引世人如何更好地处世。从处世的现实性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外乎人与自然、与他人(社会)、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解决这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平衡智慧。因此它对我们和谐管理的构建无疑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作为一种根本的处世之道，中庸之道一方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行为的适度性，从而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这使得中国社会有着某种特殊的稳定性，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折中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显然，这是我们在开掘这一文化传统所内含的管理智慧时所必须注意的。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