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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风水洞
论从云锦看中国传统的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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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锦绣与文学审美关系初探

时间:2009-8-8 16:36:15  来源:不详
(彰)是文学作品(文章)的原型标本,文学作品是丝织锦绣的变形发展,两者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同构关系,或者是一种“比”的关系。

    文采。“文”作为“”,是彩色丝织品;作为“纹”,则是丝织品上的花纹。《说文》云:“采,取也。”段玉裁注云:“木成文,人所取也。此‘采'为五‘彩'字。”所谓“木成文”,即草木开花,泛指花卉;所谓“人所取也”,是指人到大自然的花卉中去取像,然后进行绘画或锦绣创作。这是“文采”的本义。在古人看来,锦绣花纹之美与文学作品的语言之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故常用“文采”一词来评价文学作品的语言美。

    以上通过对“文”、“文章”和“文采”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由锦绣到文学的演变过程。“锦绣美”不仅是“文学美”的原型标本,也是文学的审美模子。正是这个“锦绣美”的审美模子,规范和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观念。这种古老的文学观念一直传承到了现代。上世纪40年代,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执教时,还在讲述着这种古老的文学观念:“盖‘文'之为训,本有文采、文饰之义,即寻常语言,亦多粉饰之词,所以动观听、增情趣也。”⑧鉴于此,我认为,具有五彩绚丽之美的“文”或“文章”之称谓,比西化式的“文学”(literature)要更准确更美丽,甚至从名称可以看出“华丽”之美来,也更能够表现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

    此外,还有“丽”早先也是丝织锦绣的最高的审美范畴,秦汉以后才成为文学的审美范畴了。尽管这其间的实际情形比较复杂,比如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学审美观念重“丽”,而以“自然”为宗的道家和以实用是求的法家、墨家则轻“丽”。对此不多说,将另文论述。这里只是谈谈丝织锦绣作为文学审美模子,对于文学审美观念的实际影响。

    其一、宗“经”思想。“经”字本义是纺织机上的纵线(或纵丝),引申为关键和法则,再引申为经典;其本源于经纬之经,再上升为经典之经,遂成为一种哲学理念。凡“经书”之“经”,盖源于此。诸如有《易经》、《书经》、《诗经》等;与此相对,也有《易纬》、《书纬》、《诗纬》等。刘勰《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既“体乎经”,有《宗经》篇;又“酌乎纬”,有《正纬》篇。先是取用了“经”、“纬”本义,再用其引申义。前者如:“按经验讳,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先纬后经,体乖织综”(《文心雕龙?正纬》)。后者如:“‘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在刘勰心目中,此“经”乃为儒家经典,不仅认为文章源于儒家经典,而且将儒家经典作为论文的标准。这是荀子以来的传统文章观念。但究其实,可见仍有丝织锦绣的原型观念存在。譬如,“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这些言论都是“宗经”思想的具体表现。

   其二、创作范型。古人不仅从审美观念上崇尚丝织锦绣,也从中获取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灵感。在他们看来,丝织锦绣是美的典型模子,文学创作要制作美文、营造美感,也必然会取法丝织锦绣,并以此为文学创作的审美模子。《荀子?非相》云:“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就是将丝织锦绣之美作为审美模子参照,从而营造美的

    言辞。到了汉代,辞人赋家以追求“文如锦绣”(王充《论衡?定贤篇》)的审美效果为时尚,这便是汉赋创作“铺采文”与汉赋批评“尚丽”的深层原因。它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潜藏在辞人赋家的心里,并不为人们所察知而已。明清以后,金圣叹等人的诗文小说评点中,赞许作家才华,往往说是“满腹经纶”、“锦心绣口”、“锦心绣笔”和“锦绣才子”等,都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具体表现。如果再细细考察,这其中还有许多人们习焉不察的奥秘存在。诸如,创作文学作品时,饰言练字,若绣五彩花纹一般美,将丝织锦绣作为文学作品语言表现的审美模子。这里边有一个被歪曲了的文学审美观念,必须予以纠正。古人大多喜欢以“雕龙”或“雕虫”比喻文学创作。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与仓颉造字的传说原型意象有关。据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的观念里,龙或在天、或在田、或在渊,能飞、能行、能游,为鸟、兽、虫复合型的神秘化的意象。如果抛开其褒贬态度不论,那么此“龙”、“虫”代表的即是象形汉字最早的原型。由此可见“雕龙”、“雕虫”之说事出有因。如果从艺术角度看,“雕龙”、“雕虫”属于雕刻艺术。用雕刻来形容文学创作总觉得不恰当,实际上应以“绣龙”、“绣凤”来形容才好,才能够见出文学若锦绣一般的美。只因“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墨子?辞过》),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文学创作是男性的特权,岂能与“女工”同日而语,故只好取“雕龙”、“雕虫”之说了。虽然有“壮夫”、“弱夫”的褒贬之别,但总还是“夫”呀!刘勰还算是通达之士,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文心雕龙?序志》)。“雕”为雕刻,“缛”为锦绣,虽两者兼言,但还是取了“雕龙”的书名。可见此观念如此根深蒂固。这一点则不如古代印度人,他们常常以“颈饰”、“耳饰”、“珠串”和“项链”之类为书名⑨。他们不大轻视女性饰物,甚至以女性的“吉祥痣”作书名。善于装饰是古代印度审美文化的特色,以饰物比文艺,也成为古代印度文艺理论的一大特点。如果说,“锦锈”是古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模子”,那么“饰物”则是古代印度文学的“审美模子”了。即使在现代中国,像沈从文那样搞不成文学创作,去研究“锦绣”的人也还不是很多⑩。我们一定要纠正这个偏见,应该认识到:“锦绣”才是“文学”的“正宗”。其实,丝织技艺是由母系氏族社会的妇女们所发明的,在我国原始社会的审美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妇女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而丝织技艺也成为一种神圣的事业。这是丝织技艺能够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将锦绣作为正宗的文学审美模子是不会辱没文学的。

    又如,在文学作品的构“图”方式上,采用了某些锦绣的花纹式样。汉代有一首《莲歌》云:“江南可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11据考,汉代锦绣中已出现了鱼纹12。注意:在诗歌中,这样的句式显得重复,似乎没有必要。余冠英先生认为,此是“和声”所致,即“一人唱,多人和。”13而我则不这样认为,鱼活动的空间:东、西、南、北、中,恰恰是古代工艺美术装饰纹样构“图”的常见手法。在现代民间锦绣和剪纸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以“鱼戏莲”为题材的装饰纹样,也大多采用东、西、南、北、中的空间构图,被称为“鱼戏莲团花”。“鱼戏莲”则有“连(莲)年有余(鱼)”的吉祥丰收的美意;又可以理解为“男(鱼)欢女(莲)爱”的性爱意象。所谓“团花”,则是以“中”为核心,然后东西南北对称构图的圆形花纹图案。这首民歌很可能借鉴了锦绣纹样的构图方式。还有些诗人借鉴锦绣中的“回”纹,创作了“回文”诗。在锦绣中,回纹的出现也很早,现在还能看到殷商时期的回纹织物14。而回文诗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刘勰认为,“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文心雕龙?明诗》)。也有人认为,回文诗“起自窦滔妻苏蕙,于锦上织成文,顺读与倒读皆成诗句”(《冰川诗式》卷二)。晋代苏蕙所作的《回文旋图诗》流传了下来,又称为“璇玑图诗”或“织锦诗”,是很有名的,而且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此事《晋书?烈女传》有记载,看来是可信的。李汝珍《镜花缘》第四十一回就写了这个故事。其诗用红、黑、蓝、紫、黄五色

    丝线绣织而成,共841个字,横斜回环阅读,可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7958首之多15。苏蕙工诗,又善织锦,将“回文”与“回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证实了锦绣与文学的审美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现将《璇玑图诗》与一件彩织鲁锦作个比较。为什么要与鲁锦比较呢?这是因为,秦汉以来,山东一带素有“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之称。王充也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论衡》)。可见“鲁锦”是具有代表性的。如图所示16:

    《璇玑图诗》由红、黑、蓝、黄、绿五色丝线,构成1+(32-1)+(32-1)共17方格图案;彩织鲁锦由红、黑、蓝、黄、白五色丝线,也构成了1+(32-1)+(32-1)共17方格图案。虽然,鲁锦不是回纹,但两者在构图方式上很接近。从这里或许可以透露出古人由“纹”(锦纹)→“文”(诗文)→“文章”(文学)的审美观念的演化奥秘!

    其三、术语范畴。在我国古代,有大量原先是用于描述和形容丝织锦绣的术语,后来被移用在文学活动中,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术语。见表一:文学存

    在方式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术语

    创作行为

    编、缀、绎、缉、缝、综、络、纠、结、练、约、系、纾、缩、缘、绣

    作品结构

    经、纬、统、纪、纲、章、回、线、组、绪

    作品性状

    红、紫、绿、綦、纯、细、纷、繁、纡、素、丽、绮、绚、采、文、缛

    还有以核心范畴“丽”为主而形成的范畴群,也大多是从“锦绣”移用于“文学”的。见表二:

    丽

    绮丽、纤丽、壮丽、彩丽、组丽、纯丽、华丽、美丽、藻丽、缛丽、靡丽、文丽、工丽、光丽、巧丽、艳丽、清丽……

    这又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锦绣”与“文学”的审美关系。由此可见,丝织锦绣之美成为古人评价文学美的“模子”,被广泛地用于文学批评之中。

    其四、文学批评。古人把丝织锦绣之美看作“美”的最高典范和原型,或以此为参照,或以此作模子,将其审美经验广泛地用到文学的审美创造和批评中来。这样的情形大约从秦汉时期就已开始,如上文所举荀子和王充等人的用例。魏晋以后,这样的用例就更多了。晋代的葛洪颇有胆识,唯独敢说《诗经》不如汉赋。当然,他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是用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念来看待文学发展的,尤其为他当代的文学辩护。在具体论述中,他就多次以丝织锦绣之美来立论。诸如“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众色乖而皆丽”(《抱朴子?辞义》)。“譬若锦绣之因素地,……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抱朴子?尚博》)。孙绰评云:“潘文烂若披锦,

    无处不善”(《世说新语?文学篇》)17。鲍照评颜延之诗云:“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南史?颜延之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得最多,诸如:“雅丽黼黻,淫巧朱紫”(《文心雕龙?体性》);“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文心雕龙?定势》);“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文心雕龙?神思》);“五色杂而成黼黻,……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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