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世思想是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庄子》三十三篇中，大多数篇章都涉及这个以游戏态度解脱人生痛苦的主题，尤其以内七篇谈得深入集中。古代人谈论庄子比较重视游世思想。有人甚至说，“游”这个字就是一部《庄子》的中心。1） 现代庄子研究，比较重视道论而轻视游世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学术研究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世思想似乎只是提出一种回避矛盾的消极主张，有点乏善可陈。当然，学术界非常重视“逍遥游”，但这是因为“逍遥游”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一通常引起人们敬意的话题。所以谈“逍遥游”实质是谈精神自由问题。“游世”作为一种游戏人间的生存态度，则较少有人予以重视。

可是游世却是庄子思想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内篇七篇，游世几乎是核心思想。游世思想的内涵相当复杂。庄子一方面是以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继承了隐者传统的心情灰暗的主题叙述，就是以轻视现实和躲避矛盾，来保护一种弱意义的生存欲求。可是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在这样黑暗的存在背景中，隐者传统意义的个人出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庄子干脆把一种故意不肯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贯彻到底，不仅游戏地对待现实世界，而且游戏地对待个人生死，游戏地对待人生一切可能的期待，传统隐者始终小心翼翼保护着的软弱的个人生存渴望被庄子戏谑地扔进黑暗的游戏世界之中。因此，在庄子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嘲意味的自我放逐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的姿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恶意摆布，并且以对这种恶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这个黑暗世界的嘲讽。游世思想这一隐蔽的主题，与寻求个人内心安宁的传统的自我保护主题，在庄子文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叙述，而是混合在同一种词句奇诡变化的叙述之中。两种主题都是真实的，可是相比之下，以彻底的戏弄姿态对抗和嘲讽的主题，更深刻地表达了庄子对人在天地之间无路可走这一绝望处境所作的回答。研究庄子思想如果忽略游世，将无从理解庄学的灵魂。

一、从避世到游世

传统隐者的思想核心是保全自己。用杨朱派总结的说法叫做“重已”，用孟子替杨朱派总结的说法，叫做“为我”。“为我”这个说法，有一种反道德的自私含义，这是孟子带有感情色彩的说法。但大体上可以代表隐者和以隐者为背景的道家人物的思想。冯友兰就曾指出，道家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我”。2）道家各派人物理解之“我”，含义大有不同，有人注重逍遥闲适，有人注重卫生长寿，有人注重品行高洁，3）有人注重纵欲的快乐，有人注重“六欲皆得其宜”的身心协调。4）但这些不同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一个混乱黑暗世道里寻求保护自己。这是隐者群体的传统思想。在庄子思想中，也有这一层传统的寻求乱世自我保护的想法。尽管这一层想法在庄子的整个思想系统中不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庄子最终认为自我保护办不到，而且这躯壳的自我是不是值得珍视还是问题，但庄子毕竟也谈到了自我保护问题。

在《庄子》各篇中，乱世自保的问题说得比较杂。本文不准备对此做过细的分析，只想抓住庄子养生自保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观念，看庄子与隐者思想的相同处何在，不同处又何在。庄子养生自保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无用”。庄子也谈其它的养生保身方法，但特别喜欢谈论“无用”的好处。《庄子》许多篇都说到“无用之用”的观念，其中尤其内篇的《逍遍游》、《养生主》、《人间世》和外篇的《山木》诸篇讲的较为集中。“无用”是庄子独家之言，其他道家诸子不见有人说起过。当然以“无用”自保的想法与传统的隐者自保方法也有相通处。隐者避世而居，实质就是以无用于世而自保。《论语》中的楚狂接舆，《楚辞·渔父》中的渔父，都曾批评用世者（孔子与屈原）不知自保。《韩非子》中说杨朱派是“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这也是一种无用自保。但是庄子特别点出“无用”二字，却别有含义，与隐者诸子客观上的无用自保有若干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庄子的“无用”体现了隐者从避世到游世的转变。避世是隐者传统的态度，《论语·微子》中隐者桀溺对孔子弟子子路说：“且而（你）与其从避人之士（指孔子）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避世就是躲避政治，找一个清静之地过日子。隐者避世态度隐含了一个想法，乱世能不能自我保全，关键是自己主观上想不想隐退。《论语》里批评孔子的隐者，注重的就是这个进还是退的主观选择。后来的杨朱派谈贵生问题，注重的也还是自己如何选择。似乎只要自己愿意隐退，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可是庄子不这样看。“无用”当然是主观上选择隐退，这一点庄子与以前的隐者是一样的。但是仅仅选择隐退并不解决问题，个人不想介入社会，社会却要来干预个人。所以只是避世不解决问题，而是应当“游”于世上，关键是要谨慎地避免矛盾，在夹缝中游。《养生主》篇有一段讲养生道理的著名寓言“庖丁解牛”。庖丁说他解牛时刀刃从不硬折骨节，总是从缝隙之中批过去，“彼节者（骨节处）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个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的比喻，就很形象地说明游世的态度。

《山木》篇中有一段寓言，说庄子带着弟子行于山中，见有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却是一棵“不材”之木，这棵树因其“不材”而活得很好，没有被木匠伐去。庄子等人出了山，住在故人家，故人杀“雁”（鹅）招待，把一只不会叫的雁杀了，留下了会叫的。这是一个用心很深的比喻。不会叫的雁招惹了谁呢？最后灾祸还是找到它头上，还是被杀掉了。这说明乱世全身免祸十分艰难。避世隐居以求自保，已经很难做到。孟子曾经说到齐国的隐士陈仲子，这是一个一心想与世隔绝，过自己清静生活的人，但却做不到。孟子挖苦说，除非他变成蚯蚓钻到土里，否则清静的愿望就不能实现。（《孟子·藤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中记赵威后问齐国的使臣说，那个“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于陵子仲（即陈仲子），你们大王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把他杀了？赵威后建议杀陈仲子的理由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政治家强烈的集权意识使“无用”也成为罪名。这就是主人家雁因不能鸣而被杀的现实背景。

庄子的“无用”主义与传统隐者的第二点不同，是有一种嘲弄隐者精神自尊的意思。这一点对于理解庄子思想的精神特质比前面一点更重要。传统隐者有一种对个人生活和自我形象的认真。他们可以傲视王侯，鄙弃社会责任，但他们对自己的安危和道德形象大多是一本正经的。前面提到的陈仲子，是这种一本正经的典型。孟子说他自己织鞋，妻子漂麻为生，即使饿到头晕眼花，也不肯吃其贵族哥哥的饭，认为那是不洁的饭。有一次在母亲那儿无意识吃了别人送给哥哥的鹅，赶紧出去吐出来。这毫无疑问是在认真地坚持某种东西。5）战国时的隐者未必都能像陈仲子那样高傲猖介，但是在隐居避世中坚持某种洁净理想应是很普遍的。战国时隐者中的传说人物巢父、许由、务光之类，就是根据这种洁净理想中编造出来的。这形象中包含着隐者群体对社会现实失望以后转向个人生活的最后希望，这希望不仅是为了个人可以活着，而且是为了有意义地活着。

可是这自我尊严的最后希望却被庄子以嘲弄的语气消解了。庄子有时也认同传统隐者对个人洁净理想的坚守，可是有的时候，庄子却发表了一种嘲弄这种理想的观点。这种嘲弄很少作为一种宣言直接从字面上说出来，而是渗透于庄子描述“无用”游世的那些文字之中。《人间世》篇写到这样一位一身邋遢，有点无赖气的游世高手：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 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这位支离疏活得很自在，他病残得不成样子，却可以缝洗衣服、簸米筛糠过活。兵役摇役来了，正常人要逃匿躲避，他可以大摇大摆，政府赈济贫困，他又可以安享三钟米十捆柴。这就是“无用”的好处。可是在这位“无用”高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战国时隐者形象通常有的那种自尊，这是一个“二混子”的形象。什么干净自尊全都没有了，只要有好处就得意洋洋，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支离疏的混世气息，不在于全身怪病，而在于安然地以怪病为武器谋求好处。在这以“无用”为用的满不在乎的混子形象中，隐者传统暗中坚持的最后一点自尊被消解了，只剩下一个再无任何精神分量的“活着”。

支离疏并不是庄子笔下偶一出现的惫赖人物，而是一系列有意味的形象中的一个。最意味深长的说法，是《养生主》里面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生，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其中“为恶无近刑”一句，古今注庄者，鲜有直接承认庄子认为可以做坏事。庄子怎么能提倡做坏事呢？但事实上庄子在这里说的就是可以做坏事，只要不受刑法制裁就行了。这里的关键不是庄子鼓励人“为恶”，而是对做人是否应有某种准则故意不在乎。活命就行，并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精神上使人安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点坏事？为什么不能因做坏事不受惩罚而得意洋洋？“为恶无近刑”这一段就有这种语含嘲弄的得意洋洋，与“庖丁解牛”从骨节缝隙中批刀入去的得意洋洋，支离疏甩着膀子在抓兵役的官差前大摇大摆的得意洋洋是一样的。

庄子提倡的全身自保方法，与战国时流传的隐者形象相比，与宋尹派、杨朱派这些道家派别提倡的自我保全之道相比，无疑是有嘲弄自尊的消极含意。问题是应当怎样理解庄子思想这种不要尊严的消极态度？庄子本人是这样的人吗？庄子自己曾用这种消沉的方法处世吗？庄子说“为恶无近刑”，讲支离疏以怪病谋求好处的故事，他是认真地向世人推荐自以为得计的处世之道，真的因为小计巧保全自己而沾沾自喜吗？从《庄子》三十三篇基本倾向看，我们认为庄子根本是一个十分重视生存的精神质量的人。其实，《庄子》中保留的一些庄子生平小故事，就已说明庄子是一个认真的人，是一个对个人品质有严肃要求，决不肯马虎苟且的人：楚威王礼聘庄子，庄子不去；（《秋水》）惠子在梁国为相，深恐庄子名高取代自己，庄子对他说，南方的凤鸟只肯止息在梧桐树上，只肯饮干净的醴泉，岂肯同猫头鹰夺食死鼠；（《秋水》）宋人曹商出使秦国，得秦王赏识而购车百乘，庄子对他说，秦王这个人，别人侍奉他愈加无耻下作，他愈高兴，赏赐就愈多；（《列御寇》）庄子穿补丁的布衣见魏王，魏王说“何先生之惫也？”庄子说，一个人不能行道德才叫“惫”，穿破衣只是“贫”，不是“惫”。（《山木》）这些有关庄子事迹的故事当然有夸张的成份，但是总有一点事实根据。这许多故事都说明庄子的清高，应当是以庄子本人的品质为基础。所以我们认为，庄子本人的行为处世方式，没有背离隐者那种自尊自重的传统。如果庄子真的是滑头混世的人，并且以此在隐者圈子中自开一派，传课授徒，那一定会有另一种类型的庄子生平小故事流传下来。

那么，庄子以夸张的语气宣扬消极混世，就是另有用意。我认为这种宣扬，是一个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故意否定自己的认真，是以嘲弄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来表达对黑暗不可理喻的“存在”彻底不负责任的激愤心情。虽然传统隐者就已经消极地对待世界，但他们坚持某种有原则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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