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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散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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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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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载。《易》博士施讐，《诗》韦玄成，都湛深经术，不可能没有议奏。梁丘《易》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定立为博士的，则其有议奏甚明。
会议内容；一是讨论“五经同异”，包括文字同异及经义同异，二是评论公羊、谷梁二家得失。会议结果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皇家典籍。会议在此举行，当有翻检书籍的方便．
根据史料，这次讲论五经同异的会议，有议论(议)，有争辩(同异)，有裁决(平)，按照经的门类问题，分条上奏(条奏)，然后由皇帝亲临会议以制诏的形式宣布决定(上亲称制临
决)．议奏的篇数，有记载的有一百五十五篇，失载的还不算在内．可见石渠阁会议是二千年前的一次规模相当大，气氛十分严肃、仪式颇为隆重的学术会议。
白虎观会议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举行的。《后汉书·章帝纪》：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日：盖三代圣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
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宜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光武帝)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鯈奏宫，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今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呜呼，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宫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后汉书·杨终传)： ．
校书郎杨终上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赦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
(《后汉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八) ．
《后汉书．儒林传。序论》：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显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
从上引材料，可知白虎观会议是汉章帝根据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下诏召开的争会议的总题目是“考详五经同异’，附带有“抉进微学，尊广道艺”，真减省章句”的目的，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的旨意提出问题，’诸儒博士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然后由侍中淳于恭将意见归纳上奏。议论不决的问题由皇帝诏制裁定。会毕，皇帝命史臣班固将会议的结果撰写为《白虎通义》，作为统一的经说公布。 ；．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人员，据《后汉书·儒林传》及《东观汉记》，有广平王刘羡、太常楼望、少府咸封、屯骑校尉桓郁、侍中丁鸿、卫士令贾逵、玄武司马班固等。杨终从狱中赦出，也参加了。估计博士赵博也是参加的，他同班固，贾逵联名上奏，请求释放杨终，让他参加会
议。此外，东郡太守张酺、议郎召驯、博士李育等，也参加了会议。其他参加者当还有不少，规模不会比石渠阁会议小，可惜姓名已无可稽考了。
在这次会议上，丁鸿以才高，论难最明，得到诸儒称赞，汉章帝多次“嗟美”，称之为“殿中无双丁孝公”。孝公是丁鸿的字。
白虎观会议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今文经学家，讨论的是今文经学的问题，只有贾逵、班固等少数人守古文经学。但是《白虎通义》的撰集人班固，以守古文而奉命撰集今文之说，不可谓非经学史上的异事，值得注意。
五
《白虎通义》又名《白虎议奏》、《白虎通德论)、《白虎通》。《隋书·经籍志》载：《白虎通》六卷。《唐书·艺文志》载：《白虎通义》六卷。《崇文总目》载：《白虎通德论》十卷，凡十四篇，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门。今《四部丛刊》本乃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大德中刘世常所藏宋监本，共十卷四十四门，则与陈振孙所见相同。可知《崇文总目》作十卷、十四篇者误，应作十卷，四十四篇。清人陈立著《白虎通疏证》，凡十二卷。其十二卷郊祀门下注云，此下阙文，并庄氏述祖补。考其十一卷以前篇第门目，并同《四部丛刊》所影印之宋监本，只是把十卷析为十一卷而已。陈立自序撰于道光壬辰(1832年)，书则刊于光绪元年（187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白虎通义)“征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纬谶，乃东汉习尚使然”“汉时崇尚经学，咸兢兢守其师承，古义旧闻，多存乎是。”这段话不够确切。应该指出，“白虎通义，所撰集的是今文经学家的经说，与谶纬结合是很自然的。这与东汉学风无关。毋宁说，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初年的诸儒，绝大多数是今文经师，所守的还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师法、家法。不过经过议奏裁决，今文经的各家之说，由互相交流而统一起来了。后世研究今文经学，这部《白虎通义》确实保存了大量师说可资寻绎。
分析《白虎通义》的四十四个门目，可以看出今文经学对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各方面子主本规定（自然这也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上层建筑）。例如：爵、号、谥，规定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社会各阶层的等级。三纲、六纪，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亲戚、师友等社会关系的纲维伦纪。宗族、姓名、嫁娶，规定了宗法。礼乐，乡射，辟庸，规定了文化教育礼仪制度。崩薨、丧服，规定了丧葬制度。衣裳，绋冕，规定了衣冠制，三军、诛伐、五刑，说明了国家的防御、征讨，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镇压手段，社稷、封公侯、巡狩、考黜、谏诤、致仕，说明了政权所在、政治制度。耕桑，商贾，说明了农业和商业社会需要。因此可以说《白虎通义》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宪法。由讲论五经同异而皇帝亲自临决这个事实，表明这部经义统理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威性。
六
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孔子和董仲舒当然是的。现在不去说他。子夏传经，起了很大作用。商瞿传《易》，也很重要。他们是孔门高弟，现在也不去说他。战国及汉初传经的儒生，有名的不少，现在也不去说他。这里说的是刘歆、何休、郑玄、孔颖达等。
刘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写了移书让太常博士，挑起了今古文经的争论。刘歆的政治生活很不光彩，曾任王莽的国师，以后又欲谋诛莽，事泄，被迫自杀。但是他的移书让太常博士，确实是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书信根据事实，朴实说理，为左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争取官学的地位，对古文经的学术传衍作出了贡献。杜甫诗云：“刘向传经心事违”，不知其意是何所指。如果是说刘歆不能克绍箕裘那倒是冤枉的。再说刘歆的《七略》在学术史上是有地位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写成的。
何休的重要在于他著了《公羊春秋传解诂》，总结了公羊学的学术成果，作了发挥。三科九旨等微言大义，对后世的政治生活起了重要作用，有深远影响。例如“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个原则，就指导了封建社会长期的民族关系，到清朝末年还有影响。功罪如何，这里且不去评论。这里只是说何休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他的公羊三世之说也为后人所援引，康有为的三世之说，梁启超的三世六别之说，都是从这里来的。何休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见王嘉《拾遗记》）。何休博学，长于天文历算，当时京师称他为“学海”。
郑玄在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于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在于他打破了今古文经的界限，泯除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使今古文经得到了统一。当时京师称他为“经神”。他的著作很多，达百余万言，今存者有《毛诗笺》、《仪礼注》、《周礼注》。其他或残缺，或散佚。后人做了辑佚。鄭玄也精于天文历算，通《三统历》、《九章算数》、注《乾象历》，著《天文七政论》。 当时的著名学者马融集诸生考论图纬，有一个历算问题不得解决，闻玄善算，乃招见于主楼上，玄一言便决，众咸骇服。郑玄论一年四季，地在太空中，四游升降，是对天文学的杰出贡献。又说：“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 (语见张华《博物志》卷一，《太平御览》卷三十六引)这种学说十分宝贵。按：汉朝的经学家，特别是今文经学家，大多 通“海洛星纬”之学，即得天文历算，这是值得重视的学术情况。 孔颖得之所以重要，在于他编纂了《五经正义》。这部书统一了南北朝的经学，结束了几百年经学南北分流的局面。书不是他一个人编著的，各经有专门的人分篡，他总其成由于
他年长、地位高；故由他领衔．这部书一直沿用到以竺论的问题非常多。如宋明时期的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清代朴学对经学的贡献，汉宋之争，晚清经学的成就等等，又如王肃对郑学的批评，江左经与北方经学的异同，唐朝的义疏之学等等，又如刘敞的《七经小传》，王柏的疑经删经；明人的伪造经典等等。又如历代的石经，五代以后的经书雕造，清代的几部经解等等。又如经学与哲学史思想史的关系等等。总的来说，“经学”的性质、范围、内容、体系等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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