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传统习俗包括高利贷习俗，只要对民众有用，只要有适宜生存的社会土壤，就会继续存在下去。相反，一旦此风俗不再对民众有用，它也必然会逐渐消失。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此一民俗的消失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袭扰，譬如外在政治力量的革命，也会引发突变，乃至使之消失怠尽。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政治理念与民间社会的内在紧张，即习俗也许一时取缔了、消失了，同时给民众生活带来不便，从而形成难以解决的尖锐矛盾。请看下面的历史事实：

    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中，中共鉴于高利贷的残酷性以及农民动员的需要，实行了废除高利贷和减租减息政策。结果，高利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高利贷的减轻或废除，无疑使农民得到了许多好处，至少一时卸下了压在头上多年的沉重负担。农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空前增长，革命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了。不过，在此项革命政策实施之时，农民的确怀有极大的疑虑。乡里乡亲的宗族观念，穷人的宿命意识，对地主高利贷者的“良心”观念、惧怕心理，对中共政权前途的捉摸不定，固然都限制着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担心这一政策实行以后，害怕向有钱人借债更难了。以山东滨海区为例，1942年，各县农民不敢提出减租减息的要求或明减暗不减，就是“害怕这时候青黄不接借不到粮。”（注：《滨海各县佃农迫切要求减租减息改善生活》，《大众日报》1942年5月28日。）

    尽管如此，根据地、解放区通过开会、诉苦，讨论“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启发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农民向地主高利贷者清理旧债的斗争仍然开展不起来。有意思的是，农民的担忧竟变成了现实。就在他们开展减租减息和废除旧债的过程中，民间借贷发生了严重停滞的现象，“断奶”使农民陷入借贷无门的痛苦之中。

    土地革命时期，邓演达、毛泽东都曾指出：“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注：引自姜宏业：《大革命时期农民政权的金融事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也都出现借贷关系陷于停顿的现象。在晋察冀边区，聂荣臻说：“过去我们曾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减了息财主就不借钱给农民了”。（注：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载《解放》第115期，1940年1月。）薛暮桥也指出，在山东，“执行减息政策以后，债主们都隐蔽起来，不敢公开放债。”（注：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186、94、94页。）华中淮南根据地也是如此，邓子恢指出：“农村金融停滞，大户人家不敢借，贫苦人家告贷无门，妨碍生产甚大。”（注：本书编写组：《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六安县安乐乡的贫农由于借不到债，乃至埋怨抗日政权。（注：安徽省财政厅等：《安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第1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1、299、299、320页。）尤其是当有些农民超过减息法令范围，不还本交息，甚至废除债务的时候，有钱人更不敢放贷，害怕收不回来。晋冀豫区宣传部长王卓如撰文说，农民“有的是过左，想借法令既不给利，又不还本，但不知道这一来会没人出借”。（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页。）

    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封建剥削已成干部群众最痛恨、最觉可耻的东西，反封建剥削观念很容易被扩大化，甚至认为只要有剥削就应该彻底废除。1946年9月28日《晋绥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有些干部连借钱认利也不准了”（注：群一：《必须活跃农村借贷关系》，引自《晋绥日报》1946年9月28日。），在此情况下，有钱人更是顾虑重重，不敢放债，他们怕别人说自己富，怕被划为高成份，怕担上剥削的罪名，怕借出去收不回来。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业务科在《1948年秋贷工作初步总结》中说资金持有者怕担放债名，认为放债就是高利贷的封建剥削，因而妨碍了私人借贷的开展。（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3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页。）1946年，晋察冀冀晋区获鹿县东焦村一个新翻身的农民无奈地说：“以前碰了歉年，卖地借钱有个活路，如今分地翻身倒也好，但碰上这个时候，就很少有办法。”（注：丁昆：《农村合作经济的道路》，《人民日报》1949年1月14日。）1947年4月，晋冀鲁豫黎城二区村干部集会讨论农村信用借贷时，南堡农会主席说：“以前困难还能借当(指战前)，现在出大利也闹不来，真把人憋死了。”（注：《黎城二区村干部集会讨论开展信用借贷》，《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4月25日。）中共邯郸局1948年2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甚至指出：“我区封建性高利贷债务实际上早已废除，一般农民不是苦于高利贷，而是苦于借不到钱”。（注：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为了解决农民的借贷问题，中共政权重视银行机构的农贷，也开展过民间的互借运动，效果自然是有的，但距离解决问题尚相差甚远。也就是说，旧的经济秩序打破了，新的经济秩序并未完全建立起来。上述材料表明，在取消高利贷农民没有或很少更有效的融资办法的情况下，暴力革命的外在干预仅能暂时减轻或解决债户的高利贷负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借贷问题。在暴力革命与承继传统的问题上，出现了两难选择的窘境。于是，中共提出有违革命理想的措施，就是借贷利率可由双方自由议定，乡村社会的传统机制又有可能发挥作用了。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指示：“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1分或1分半，这是害己的政策”。“抗战后的息额，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政府不应规定过低利息额，致使借贷停滞，不利民生”（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2页。）。1948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对晋绥分局关于边缘区减租减息的意见的指示》指出：“今后成立的债务，其息额应依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人民自行处理。”（注：刘欣主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402页。）同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指示：“要宣传借贷利息自由既定的政策，以解除出贷人的顾虑。”（注：该书编写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0页。）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人公开提出高利贷仍有其利用价值。1942年，中央北方局机关干部在讨论中央土地政策时认为“即使今天农村借贷关系有些还是属于高利贷性质的，但对农民也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可救燃眉之急，使地窑中埋藏的资金，周转于社会经济的流通过程中，对根据地有莫大好处的。”（注：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186、94、94页。）薛暮桥也提出，我们可以不应承认高利贷的合法地位，但“对于这种违法的高利贷我们还不可能严厉禁止”，“宁可让这高利贷秘密存在”。（注：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186、94、94页。）此时，习俗就“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1页。）不过，事实上中共并未给予民间借贷的完全自由，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减息或废除高利贷。即使是薛暮桥，竟也提出如果农民感到吃亏太大，可由他们自己起来要求减息，只能发动债务人自己起来要求减息。（注：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186、94、94页。）这一想法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显示了暴力革命与承继传统之间的两难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高利贷习俗并未彻底毁灭，它体现了民俗的“变”中“不变”的特点。即便在革命战争状态下，高利贷习俗仍然在暗中残存。新中国成立后，高利贷习俗更为削弱，乃至在许多地区消失。不过，“地方传统可以在某些强制性的改造中暂时在社会地平线上消失，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其在当地的社会记忆中，历来都存在”（注：王铭铭：《村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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