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文化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文化 >> 文化研究 >> 正文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郭于华:试论民俗学的社…
试论中国帝王文学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
抱利器而无所施——试论…
试论古代汉语中的“谓语…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
古代文学论文《试论中国…
试论《恒先》的“自生”
最新热门    
 
试论俞樾学术思想的几点局限

时间:2009-8-8 16:36:41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在传承传统学术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在晚清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俞樾的思想立场较为保守,“守先待后”、维护传统道德和文化是其治经治学的基本宗旨。从这一宗旨出发,他对西学持淡漠态度,过于强调传统学术对于道德教化的“致用”功能;他还存在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的倾向。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俞樾/西学/道德教化/疑似之见

【正 文】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同光年间“最有声望”[1] (p. 5)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着力重建传统文化,俞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揄扬。他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遍注“群经”、“诸子”,对传统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并归纳出古文“文例”88例,为后学者从事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他潜心经史教育,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及其他重要书院达30多年,门生弟子数以千计,其中章太炎、黄以周、张佩伦、缪荃荪、吴昌硕、崔适、朱一新、戴望、吴大澂、谭献、宋恕等均在近代学术界享有盛誉。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他对于传承以经学为核心的“国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对晚清学术乃至日、韩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俞樾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1972年台湾出版的《俞曲园学记》(曾昭旭著)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著作,它对俞樾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评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俞樾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多局限于文学、方志学、考据学、中医文献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与经学思想有关的研究成果尚不丰富(注:近年来,俞樾在传统学术传承方面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台湾学者、《汉学研究》主编周昌龙先生2003年制定了研究专题《清末民初儒学的内在转化——以俞樾、章太炎、钱玄同学脉为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华人学者麦哲维的博士论题为《俞樾、陈澧、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浙江台州师院一位学者已初步完成《俞樾的学术传承》一书。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正式学术成果。近年笔者对俞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已发表论文有:“俞樾在日本韩国的影响及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齐鲁学刊》2004年3期;“俞樾公羊思想发微”,《清史研究》2004年3期;“俞樾:‘务求通博’治经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6期;“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1期。)。本文拟在笔者前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对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初步探讨。

    一、被动顺应时代潮流,以淡漠态度对待西学

俞樾作为经学大师,其思想观念较为保守。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道德,认为施行仁政和强化道德教化乃是“自强之上策”[2] (卷六,p. 12),指出“孝悌忠信即是兵法”。教化“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3] (《续五九枝谭》,p. 1)。但另一方面,俞樾又吸收了《公羊春秋》的“改制”思想、《周易》的“穷变通久”思想和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并且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有所认识,不仅肯定秦始皇变法等历史上的革新之举,而且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亦持理解态度。然而,他对于“变”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说:“变也者,圣人之所不得已也。其已定之爻,无所用吾变也;未定之爻,而有可通,则亦不必用吾变也。穷而无所通,乃不得已而变以求通,此圣人所上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下以左右民也。”[4] (《易穷通变化论》,p. 3)俞樾既站在维护传统道德的根本立场之上,又以“变”为圣人不得已之举,因此他对于现实社会变革必然缺乏主动精神,总是被动地随着时代潮流而一点一点地“变通”。由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晚清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此对举办“洋务”、“新政”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但他同时又敏感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5] (卷六. p. 20),深知“洋务”、“新政”的开展,必将冲击乃至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内心对“洋务”及其西学又有抵触情绪。在他看来,“乌喙蝮蝎”之属,虽可以治“瘤疠痈疽”之毒,为医者“所不废”,但毕竟是有毒之物。有见于此,他对“洋务”、“新政”虽在总体上加以理解支持,对他人乃至自己子弟学习西学亦不反对,甚至还在遗言中表示,子孙“苟有能通声、光、电、化之学者,亦佳子弟也”[6] (p. 99),然而他自己却“隐居放言,谨守包咸不言世务之义”,强调自己“于一切洋务、陆军、海军,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7] (卷八,p. 4)。
从这种现实政治态度出发,俞樾虽身处西学东渐、中西交流日甚一日的时代,却对西学从来不去主动吸取。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西学已在“吾儒包孕之中”,只要“经史并通,即於体用兼备”,因而反对有些书院在常课之外别设一课,“专考经济有用之学”的做法[8] (卷三,pp. 5~6)。由于对西学采取这种态度,因而终其一生,俞樾的西学知识可以说是极为贫乏。在他的著作中,除介绍过熊拔三的《西洋水法》和合信所著《博物新编》外,于西学仅有几处零星涉及。正因为他对西学茫无所知,所以直到1897年还坚持认为,如果精练20万藤牌军,持藤牌护身,佐以飞叉,则“破外夷之火器,有余裕矣!”[9] (卷二,PP. 19~20)对西学之盲昧竟至于此!19世纪90年代初他还声称:“余惟农桑者,天下之本务,不可以末务参之。古人于此二事,至纤至细,事有一定之程,器有一定之制,而便宜苟且一切之谋,皆所不用。”[10] (p. 7)他在《王梦薇本务述闻序》中亦有此说,且对“农事、织事皆欲以机器行之”颇不以为然,并为先民朴茂之美意渐失感到惋惜[5] (卷六. ,p. 20)。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俞樾对引进机器和西学的洋务运动持反对态度。在强调清吏治、严军政、端士习、苏民困为自强要策的同时,俞樾亦充分肯定彭玉麟提出的设海军、购枪炮、练新军的建议,认为这是“深识远虑”[7] (卷一,p. 9);他还肯定浙江巡抚廖寿丰开茧纱厂、设蚕桑馆、颁焙茶新法诸举措,认为这些虽“从时尚,无诡经常”[9] (卷六,p. 22)。细读俞樾的著作,诸如此类前后矛盾之说尚有不少。这与他对现实政治的矛盾态度密切相关,其为文势必随话语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前后失倨也属正常。
还需指出的是,俞樾对于学习西学的成效亦持怀疑态度。他从维护传统道德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西学的“消极”影响保持高度警惕。尽管认识到学习西学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但他反复强调“学于人者制于人”,因此要想克敌制胜,还必须在学习对方的同时另辟蹊径。具体而言,他认为西人利在火器等刚性的一面,中国在学习那些刚性事物的同时,还必须从柔性的一面发展自己,才能最终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他认为能克刚的事物,除道德教化外,无非是“水器”、“藤牌”之类。
总之,与冯桂芬、郭嵩涛等同时代思想家相比,俞樾的西学知识是相当贫乏的,政治态度则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若与晚他一辈,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相比,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过于强化经学的致用功能,具有以学术比附道德教化的倾向

俞樾不仅对传统道德持保守立场,还特别重视道德实践。他一生以“卫道”自任,俨然传统道德的守护神,维护、表彰和阐扬传统道德,似乎已溶进他的生命之中。早在河南学政任上,俞樾就特别重视人伦教化,曾上疏奏请以公孙侨从祀文庙,以圣兄孟皮配享崇圣祠。罢官以后,他仍以人伦风化为己任,自言不敢“默然而息”[2] (卷四,p. 1),于“名教乐地”“未肯多让”[11] (卷五,p. 8)。他的杂文集收录约750余篇杂文,其中关系妇女的有130余篇(含夫妇合传),都突出歌颂“妇德”这一主题,其他杂文也以表彰忠节、孝行、义行为主,即使普通的人物碑铭亦多突出碑主德行。在他的诗集中,表彰忠孝节烈的内容也不少。他的笔记小说则几乎完全以“劝善”为主题,“刲股疗亲”、“以身殉夫”等愚昧行为都被作为正面典型大力表彰。他主持修撰的地方志,同样是这方面的内容连篇累牍。因此,当时人们对俞樾便有善于“写德”的评价。
俞樾强烈的“卫道”精神直接影响到他对经典的校勘、训释以及学术取向。他在校释群经时,一旦涉及道德教化,便会陷于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论语》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俞樾训释曰:“季氏聚敛,乃民聚而非财聚。盖冉子为季氏宰,必为之容民蓄众,使季氏私邑民人亲附,日益富庶。”[12] (卷三十一,p. 1)
《论语》云:“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俞樾在训释中强调,子贡并非不受教命,只是“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12] (卷三十一,p. 1)
《论语》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俞樾训诂该句时指出,两“不”皆语气词,“分”为“粪”之误,因谓“不勤,勤也;不分,粪也”。他认为此乃丈人自言:“惟四体勤,五谷粪而已,焉知尔所谓夫子!”并非以此责子路。[12] (卷三十一,pp. 7~8)
《尚书·泰誓》云:“时哉弗可失。”俞樾认为:“武王为天下除暴乱,非争天下也。”因谓武王不可能有如此不仁之言。他断言:“《泰誓》之伪,即此可见,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间,抑末矣!”[2] (卷二,p. 8)
以上训诂虽异于前人之说,却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多为推论之言。揆其意,盖以为前人笺注有损圣人及门徒作为道德典型的形象,故出此言。俞樾之经说,诸如此类者尚有不少。
不仅如此,俞樾品评历史人物亦往往从道德教化出发,常以因果报应为说。例如他论晋文公:“有阴谋者,必有阴祸”;晋祚之所以不永,实乃晋文公“谲而不正”之报[2] (卷一,p. 2)。他论马援亦与此相仿。为了宣扬因果报应,俞樾颇佑《左传》以成败论人。他说:“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约其词,於当时诸侯大夫之罪,未尝斥言之也。夫使当时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后世,则人将以天道为疑,天道不信於天下,而天下乱从此起矣!”因此,他认为《左传》以成败论人,于齐之陈氏,晋之韩赵魏,以及陈、蔡、江、黄诸国,皆著其所以兴之之理,使善有所慕,恶有所惧,是“深得圣人之意”。他还强调:“左氏不以成败论人而务得其实,则可免后世之讥,然其为天下祸且愈以烈。”[2] (卷二,p. 5)由此不难看出,俞樾本人未必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他之所以强调因果报应,主要是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
俞樾对东汉王充所作的《论衡》的态度,进一步表现出他的这种倾向。他自言:“汉人之书……独不喜读王充之《论衡》,以为有大谬於圣人者。”其所以然

[1] [2] 下一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