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缘于王充不信因果报应之说，认为世人受福佑并非行善所致，“实则遭遇使然耳”[11] (卷五，p. 8)。但是就在同一杂文集中，俞樾又有《沈懋卿事释疑》一文，文中引王充“遭际有命”之说释沈氏虽称善士而不得善终之由，以“性善命凶为沈君定论”[11] (卷四，p. 8)。俞樾之“实事求是”精神，于此完全被“致用”的需要所代替。以此观之，俞樾释经，凡关乎风俗道德，总以“教化”为首要考虑，即便其说有些根据，主观动机亦非纯以学术为目的。
俞樾既以“卫道”自任，其治学宗旨自然服从于道德教化的需要。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他还能够重视发挥传统儒学中的变革内涵，提倡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以后随着洋务运动深化，西学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及生活方式的冲击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为孟子之徒，要求“法先王”、“守先王之意”，并以“守先待后”为己任。1881年，他作《三大忧论》和《自强论》，前者强调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乃至整个民族面临的危机，后者则高扬孟子“返本”之说。俞樾一向不过问现实政治，这两篇仅有的政论文章绝非随意而作，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标志着俞樾治学宗旨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出于道德教化的急迫需要。尽管如此，直至“戊戌变法”以前，由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危机尚非十分尖锐，俞樾对“荀子之徒”的变革主张还能努力去适应。
但是从“戊戌变法”开始，俞樾再也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危机以及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命运使他惶恐焦灼，他不仅将“忧时之泪”在许、郑先师前洒了又洒，而且一再发出“久居人世待何如”[13] (卷十六，p. 1)的哀叹。1900年他作“祈死”诗，又为“八十自悼文”，其内心之绝望可以想见。然而，就在俞樾惶恐绝望之际，其弟子章太炎顺应时代潮流，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俞樾对此极为愤怒，斥其为不忠不孝，并发表“破门声明”，将章太炎革出师门。章太炎毫不妥协，于1901年写作《谢本师》一文，表示与乃师决裂。从此两人分道扬镳。这也是俞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俞樾对传统道德执着、虔诚的态度来看，他将章太炎革出师门是严肃认真的，并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做做姿态而已[6] (p. 72)。然而就章太炎而言，他仅仅是在政治上与乃师决裂，并不是从此不承认这位朝夕与共达8年之久的“先生”。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高度评价俞樾的学术成就，其心中仍以俞樾为师，于此可知矣。
三、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
学者们论及俞樾经学之弊，最突出的莫过于“好改经字”。此说最早由章太炎提出，他在《俞先生传》中说：“说经好改字，末年自敕。”[14] (p. 211)以后学者相因为说，皆谓俞樾“务反旧说，一心标异，出言太易，论断亦近专辄”[15] (p. 647)。
俞樾治经的确不如高邮王氏严谨，也的确存在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的倾向。如《诗·天保》“君曰卜尔，万寿无疆”一句，旧注训“卜”为“予”，俞樾则谓“卜尔之‘卜’，当训‘报’。卜尔者，报尔也”[16] (卷三，p. 4)。此即为疑似之见。俞樾在训释此条时亦多次使用“疑”、“殆”、“当”等词。诸如此类，在俞樾的经学著作中尚有不少。应当指出的是，俞樾之所以以疑似之见立说，与其治经思想和学术风格有关。俞樾治经喜欢“标异”，只要发现与旧说不符的新材料，即便其尚不足以推翻旧说，他也会本着“以疑存疑”的精神表而出之。所以后之学者常以“出言太易”病之。再者，俞樾以词章之士转而研治经学，且擅长逻辑思考，因此其治经风格倾向于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关系入手作训诂分析，而不是斤斤于片言只字；于是只要篇章段落乃至语句之间逻辑有所不协，语意有所不顺，他便怀疑经典原文本身，并在审慎考证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对经文的改动意见。他认定，古代经典在口耳相传乃至辗转传抄的过程中，本身出现讹误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他并不以改经字为非。他在《群经平议》序中明确指出：“或者病其(高邮王氏)改写经文，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罗者犹视乎薮泽矣。”[12] (《序》)在他看来，高邮王氏“改易经文”自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开阔的眼界，而以此为病者则往往是因认识水平有限而盲目批评。
任何一种治经思想和治经风格都有其长处，亦有其局限。俞樾既强调以疑存疑，其治经自然不那么严谨整饬；再加上俞樾务求“通博”，对一些问题缺乏专门而精深的研究，因此治经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亦当不少。然而他的这种治学思想和风格往往能发现和提出新问题，为后学者作先导。所以对俞樾的这种治学思想和风格，学界病之者固然有之，而赞成者亦不乏其人。梁启超就从未对此加以批评，钱玄同甚而号召学习俞樾的大胆疑经精神，宋恕则对俞樾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俞樾集“了真”、“洞至”、“入圣”、“极贤”、“擅鸿”、“兼文”、“践通”、“包儒”诸优长于一身，“学问至德清先生观止矣！”[17] (pp. 105～108)宋恕此说虽然偏颇，但他能从“名学”出发把握俞樾的学术风格，强调俞樾“名家之学殆过实斋”[17] (p. 90)，的确可算是俞樾的学问知己。笔者以为，俞樾的这种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应当说是利弊互见，对之一味批评或过度推崇都是片面的。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重接受而轻思考，读者希望著者在书中提供精确无误的答案，所以对俞樾的标新立异、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如果读者同样抱着“以疑存疑”的态度去读俞著，发现他的与众不同和标异之处，从中得到启发，引起思考，进而深入钻研以求的论，从这个角度讲，俞樾的著作还是有其特殊价值的。
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主要是他对中西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使然。如果说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立场还含有一些合理成分的话，他对“刲股疗亲”、“以身殉夫”等封建道德的赞美则无疑是陈腐和落后的。此外，以“卫道”精神治学，让学术服务于“道德教化”的目的；以及“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的不甚严谨的学术风格，也都是俞樾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中显而易见的缺陷，后之学者对此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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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A]. 春在堂全书[C]. 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17]宋恕. 宋恕集(下)[C]. 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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