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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透视艾森斯塔德的东亚发展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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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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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第一，社会秩序中与（对现代化）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形成关系最密切的一般性特征，就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互相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中国社会不具备这种独立性。首先从文化与政治的相互独立性来看，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互相交织是最紧密的，几乎成为一体。”在中国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教会或文化组织。“虽然从原则上来看，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中的许多普遍主义的伦理因素是超越于特定的边界和社区的，但在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是与中华帝国的特殊政治框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帝国是由儒家象征合法化的，但儒家象征和儒家伦理取向也在帝国内部找到了自己的‘自然’位置与框架，以及主要‘对象’。”[6]艾森斯塔德认为，“儒家伦理取向的基本对象就是帝国——科层框架中的政治活动，这就带有很强的特殊主义色彩，并局限于现有的文化——政治范围”。[7]其次，从社会与政治相互独立性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整个社会的分层体系完全是按照政治中心形成的。”带有强烈儒家取向并由儒家学说加以合法化的帝国中心，是威望与荣誉的唯一分配者。各种社会群体和阶层都不能形成独立自主的身份取向。几乎所有较重要的宽泛的取向都是与整体性的政治——宗教中心相联系的。将帝国中心与广泛社会联系起来的文人阶层可以在帝国体系中承担一些至关重要的整合功能，也能够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发挥这些影响的方式则是支持等级制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作为一个精英阶层的文人的存在依赖于统一帝国的理想的维持。中国文人的特征虽然有利于在长跨度的历史时间里调节和吸纳变迁，但也恰恰是这种特征，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中文化上和政治上最成形的群体的改革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发展。中国社会广泛群体中的改革或改造能力的水平也与他们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我认同的基础有关，这个基础就是“家庭主义”。虽然“家庭主义”不一定是中国没能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家庭内部凝聚力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制度领域的联系），但中国的家庭确实是“一种相对自主而又自我封闭的群体，但却很少带有自主性的广泛取向。”除了那些在科层系统中获得地位并对科层系统承担义务的人之外，个人的基本责任是扩大家庭的力量和所拥有的资源，而不是按照某种外在的目标和义务来体现家庭的价值。[8]
第二，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历史上的变迁、革新和造反的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意识形态也许是它对于现世责任和现存的社会框架中的活动的强调，这些活动包括家庭、亲属群体的活动以及为帝国提供的服务，同时它也相当强调恰当地履行这些职责与个人责任的终极标准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是大规模意识形态和宗教中最具有“此岸世界”特点的一种，它特别强调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方面的政治的重要性。这种取向并不缺乏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但这种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人类生活中的政治和家庭标准来表达。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革新以及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中形成的改造取向大都趋向于在这些框架中完善个人责任，或使他们脱离现实生活，而很少具有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结构和社会政治的基本方面进行改革的取向。中国社会的边际性变迁——造反和地方主义（地方长官演变为半独立的军阀）也具有以上基本特征。从政治组织的观点历来看，“这种造反和武力反抗都不能带来一种不同的、新的政治表达的层次”。他们虽然能够传播社会抗议的许多象征符号，但却很难就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形成积极的要求。一般地说，他们的目标只是在于夺取政府和科层系统，以及按同一个模式建立新政府。这些造反所提供的只不过是对现成的价值结构的第二种解释，而并不能提供创新性的，完全不同的新的价值取向。同样，军事总督和军阀的政治取向通常也是在现存的价值和政治框架内形成的。虽然他们努力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中央政府，或控制中央政府，但他们很少想到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体系。即使军事总督和军阀最终分裂了帝国，但其终极的政治理想还是在“传统制度的肯定与强化”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帝国统一。[9]
四、中、日、泰“新传统主义”式的现代化成败及其原因比较
民国时期新传统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断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统治精英努力去控制社会中的所有权力位置的群体，垄断所有有效的控制地位，另一方面又向各种群体的要求不断让步。民国新秩序的中心象征是传统与更极端的现代象征或反西方象征的混合物，它不能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现代政体形成和发展中提出的具体的、手段型的组织与制度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充分的指导。这种新传统主义政策将导致以前的传统型关系的延续，如工业背景中以及涉及官员、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家长制，而且这一点又与在新的背景中缺乏承担责任和首创性的准备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这将导致传统主义群体进行长时期的努力，以控制社会中较重要的广泛领域，并利用急剧的变迁来支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较为分化的、有效的中间性和中心制度发展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限度。结果浪费了那些至关重要的资源，同时也破坏了国民党想建立的那种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是否应该归之为新传统主义的政策，还是应该归之为结合在一起的内部瓦解力量和外部冲击力量过强，艾森斯塔德认为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他以战后台湾的经济起飞为例，说明了新传统主义政权与较高的经济发展和对国际力量的挑战较强的适应能力共存的可能性。新传统主义政权可以容纳部分的制度创新（一方面防止制度中心制定将导致政权崩溃的政策；另一方面逐渐释放在制度中心社会参与的空间），但几乎完全依赖美国保护下不受国际压力影响的特殊国际环境。国民党在大陆现代化失败，而在台湾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艾森斯塔德归结为国际环境作用下的内外压力的差异。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所处的比较边缘或与世隔绝的位置，会有利于形成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具有生命力的新政体”。[10]
泰国的例子与台湾相似，甚至“也许可以最形象地说明传统政体的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其中心象征和制度中并没有发生变迁，在有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方面也没有发生大的变革。泰国的现代化适应是通过改变这些制度中的某些方面而实现的，特别是通过科层系统的理性化以及在中心和统治圈中的参与扩大到众多的群体实现的，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但与旧的群体并没有很大区别。这种对不断变化着的现代条件的高度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国际上所处的相对边陲的地位。[11]
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日本显示了一种独特的特征。它是这样的一种现代化案例：由专制寡头驱动，而且专制寡头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导和控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既有的框架中吸纳许多新的社会力量。这种独特的特征的形成，也许在于这种寡头本身是革命性的、想进行现代化的，但同时，他们又把传统的帝国的象征的保留作为自己的基础。这种帝国传统的连续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确切地说，它成为新的国家认同的目标和内容。在新的政治体系中，他们成功地形成了具有弹性的中心制度和集体目标。因此，这些精英虽然强调的是政治领域中的创新，特别是极为老练地在政治和行政活动中进行创新，但在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领域中，也具有同样的取向。由于这些特征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广泛社会群体的支持，使得它能够疏通广泛阶层的某些传统型效忠，并通过科层制的手段将这些阶层结合到新的中心框架中去，实际上并没有授予他们政治权利，至少是没有授予他们有效的政治权利。[12]
五、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及其社会文化基础
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与前两次存在明显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这三次现代化反应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从表面上看，前两次存在明显的连续性，而第三次则与前两次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前两次对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秩序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秩序中心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协调控制机构。而第三次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相当团结的领导集体，而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并努力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又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而且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秩序。
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建立的秩序中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艾森斯塔德认为，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令人感兴趣的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混合物”。新中国政体与中国传统秩序及新传统主义秩序之间的非连续性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新中国政体努力摧毁大部分具体的传统象征、传统阶层和传统组织，形成新型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并建立新型的社会组织。但尽管如此，这两者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特别是在某些价值和取向的层次上就更是如此，突出表现在对不同的传统象征和取向的使用，以及对这些象征和取向的支持。这个政体感受到了与传统秩序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某些广泛性的社会与文化秩序中的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努力去利用传统的取向，而剔除这些传统取向的许多具体内容，以及这些取向对旧秩序或旧秩序的某些组成部分的认同和联系。这个政体努力将旧体系中固有的动机取向释放出来，同时又按一种新的方式对其内容和基本本体加以改造。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是如此。在国家的作用和集权化的科层系统方面，形成了一种利用以前的职员、知识和组织机构的趋势，但同时又将这些与以前的框架分离开，并对这些因素的自主性加以否定。[13]
为什么新中国的现代化反应与前两次具有根本的不同，艾森斯塔德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在中国不同方向的“改革”和“造反”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联系，即在文人和绅士群体的“理想主义”趋势与“秘密会社”和农民的造反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联系，使得绅士群体、某些秘密会社、某些军阀和农民造反者能够超越他们自己有很大局限性的社会取向，去寻求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形成新的、更加广泛的取向。
第二，第三次现代化反应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的，这样一开始，就没有在国家秩序的改造与社会秩序的改造之间形成很大矛盾，相反，这两方面之间到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互相加强的关系。[14]
以上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中国政体从新的国际力量的冲击中所选择的那些象征和取向的性质，而这些象征和取向又成为新的具有内聚力的精英和改造取向的纽带与目标。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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