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希圣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其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使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路上的探索。所有这些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最好的说明。

【关键词】陶希圣  《食货》  社会经济史

在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历程中，1934年底由陶希圣主持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应具有奠基与开拓的意义。然而由于陶希圣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以1949年为分水岭，对于《食货》半月刊，却形成截然不同的评价。[1]对于大陆来说，直至1980年代，尽管随着思想的解放，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史学家开始先后进入了人们客观评价的学术视野，但陶希圣的史学仍为人们所讳言，而其主持创办的《食货》，则被认为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的产物，是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文化围剿的组成部分。[2]进入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对《食货》以及围绕它形成的“食货派”，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论述。[3]然而从已有的几篇文章看，其表述大多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尽量避开涉及对陶希圣学术功绩直接评价的文字，将《食货》、食货派与陶希圣分开来论述。鉴此，本文将本着客观求真的史学精神，将《食货》及陶希圣的贡献结合讨论，以展现近现代史学的部分真实历程。

一 陶希圣与《食货》的创办
 

1934年12月1日，经顾颉刚提议，在陶希圣的努力下，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名义创办的《食货》半月刊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4]刊物原名《史心》，后受正史中“食货志”的启发，取名《食货》。于是，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并在1949年之前被史学界誉为“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的学术期刊，便在近现代史学史上诞生了。

《食货》的创办与发行，应是陶希圣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反思的产物，同时也与陶希圣本人在这时期的个人境遇有密切关系。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希圣乃其别号。湖北黄冈人，现代史中有名的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5]事实上，陶希圣既是社会史论战的始作俑者，也是因社会史论战而“暴得大名”的学者。[6]从1928年8月至12月，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并于这年的年底由上海的新生命书局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出版。继此之后，陶希圣又撰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然而当这些著作热销于世，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同时，[7]也暴露出与其他论战文章同样的学术缺陷，即对中国客观历史的具体研究不够，存有明显的“用社会历史方法解释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痕迹，[1]（P112）以及空洞的教条主义局限。对此，稍后的陶希圣也有所意识，因此当论战逐渐白热化的时候，陶希圣本人发表的文章并不多，在《读书杂志》编辑的四辑、百多万言的论战专号中，仅仅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式过程发达的新估定》和《汉儒的僵尸出祟》两篇短文。在修正地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体现了陶希圣这时思想转向的迹象。而恰在此时，政局的变动以及陶希圣本人的政治境况，为他提供了以学者的身份，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问题的条件，也为《食货》的创办提供了条件。

1927年“分共”后的国民党，虽然很快就形成了“宁、汉合流”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始终激烈，其中陶希圣所属的汪精卫系的“改组派”，因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极右政治，在政治上明显处于劣势，其中一些反蒋活动甚至遭到镇压。当时的政治情势也影响到了陶希圣。其时，陶希圣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述的《五权宪法》一书，在“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竟被批驳，不许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市国民党部也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的“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1]（P122）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场上的失意，迫使原本满怀用世之政治情结的陶希圣不得不改变人生之路，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了讲学与著述，先后辗转于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等学校讲授中国历史，同时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史学[8]。学术著述方面，这时陶希圣除翻译出版了奥本海（Franz Oppenheimer）的《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等著作外，还撰写了《辩士与游侠》、《两汉经济史》等史学著作。

1931年上半年，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发生的一个事件，使得陶希圣的生涯再次发生变动。从1930年底开始，北京大学史学系发生了要求学校罢免系主任朱希祖，改革课程设置的罢课学潮。这次学潮，校方与学生一直僵持到6月，最后由校史学会议决出甲、乙、丙、丁四项议案，作为复课条件向“蒋校长（梦麟）交涉”。其中包括聘请陈翰笙、陶希圣担任教授，以及开设：“一中国社会史、二唯物史观研究、三历史哲学、四中国文化史、五西洋文化史、六考古学”等课程。[9]于是在这年的夏季，陶希圣开始应北京大学之聘，从当时革命理论论战中心的上海转入学术文化中心的北平，讲授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应该说，正是此后的几年所置身的学术环境，以及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使得陶希圣在研究方面基本完成了从“革命家的历史”到“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转向，潜下心来“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清算自己在论战“四年来”所犯的“冒失的毛病”，开始更多地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史的问题。

关于陶希圣此时的学术思路和心曲，其于北上一年之后，曾在1932年8月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一篇短文《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袒露说：“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10]陶希圣的这番表白，也可谓是他两年后创办《食货》半月刊，组织力量专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先声。

为了达到通过材料收集和展开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最终解决中国社会史发展认识的目的，在此之后，于1933年春夏之际，陶希圣在北大讲授中国社会史的同时，开始在法学院着手筹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在丛书的《刊行缘起》中，陶希圣再一次指出，“史学不能制造历史。反之，历史的研究产生史学”。认为“也许中国社会的发达与欧洲有同样的过程。也许两者截然不似。但是，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如果把史料跑开，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因此陶希圣剖露心迹，“发下一个小小的誓愿”，要把当时“学者不独把欧洲的史学当做中国史的自身，并且把中国古代学者的史学当做古代史的自身”的“悲惨笑话”，“转换为真实的功夫”，即第一“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第二“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第三“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2]（卷首《附言》）反映了陶希圣学术转向的心路。

拿上述陶希圣在1932年到1933年所发表的言论，与《食货》创刊号中陶希圣《编辑的话》所谓“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陈述相比较，[3]（P29）其中间的思想过程及联系是很清晰的。所以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对于中国历史的改造，也抱着一个热烈的宏愿。”[4]（P194）而总结新史学发展史的齐思和则说，陶希圣“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入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5]（P29）

学术的发展与陶希圣本人政治失意后的学术境遇相汇，于是催生了《食货》半月刊的创办。

二 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与今天学术界所认为的，作为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史范畴不尽相同，1930年代学术观念中的社会史，更多的是指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曾在《南北朝经济史》的《自序》中说：“中国经济史本是一块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而《食货》的创刊，之于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它的拓荒与奠基。当然，对于陶希圣来说，其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初衷，本是想通过具体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史论战未能解决的对中国社会认识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无意间却使他借助《食货》这个学术平台给当时的中国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境地，构成使中国史学“预流”于世界新史学之潮的意义，这确实也是陶希圣所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已经开始了与社会科学结盟的趋势，史学中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出现活跃的迹象。而“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通过考虑“经济力量的冲突”，以“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来“理解历史进程”的研究，渐渐成了史学发展的新潮流。[6]（P12）

西方史学的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明显的例子如1920年朱希祖执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就是受德国Lamprecht《近代历史学》和美国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的影响，而极力强调“研究历史，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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