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其中仅《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在出版后的三年间就重印了八版，先后印刷达数万余册。

[8] 有关这时期陶希圣的政治态度，可参见翁贺凯《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期。

[9] 参见《北平晨报》1931年1月14日《北大史学系风潮似了未了》、1931年6月21日《北大史学系要求聘教授该系一年级之议案》以及1931年6月23日《北大史学会挽留邓之诚》等几则消息，收《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25-1727页。

[10] 该文又收入《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三辑。

[11]在罗香林回忆朱希祖的文章中亦提到朱氏曾有“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说法。详见《 朱逖先先生行述》，载《文史杂志》1945年5月第11、12期合刊。

[12] 参见《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所载《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及当时出版的《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首届“毕业生成绩一览表”和《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一书所列硕士论文题目表。

[13] 参见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按田先生这里所说的是陈寅恪，其实陈寅恪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不是没有认识，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问题，陈寅恪更主要的是把经济制度隶属于文化的范畴认识的，而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认识的。如其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便云：“夫纲纪本立像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因以保存。”

[14]参见朱希祖1922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153号。该材料又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1728页。

[15] 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第3-10页。

[16] 当时不多的一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论文，多是以社会学刊物为园地，如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社会科学杂志》、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中山大学的《社会科学论丛》、中央大学的《社会科学丛刊》、武汉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等等。

[17]北平社会调查所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自5卷1期起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

[18] 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为半年刊，《历史科学》仅发行了二期，《现代史学》坚持时间虽较长，但内容不是“社会史专攻”刊物，故这些刊物远不能与《食货》相比。

[19] 参见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载《第三届史学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4页。

[20] 按罗志田曾对“北伐前后史学研究取向中‘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并存这一诡论性现象”，撰文进行过详细地探讨，并指出至陈寅恪“隋唐两论”出版，始“提示着当年在史料尽量扩充的同时，似已出现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的现象”。（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所谓“隋唐两论”，即陈氏的两部史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前者出版于1940年，后者出版于1941年，而陶希圣提出要读二十四史、治史要以二十四史为基础的时间是在1934年12月，即早于罗志田所说的“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现象的出现达六七年之久。

[21] 按：此处原文如此，但似有讹误。

[22] 此处引文“不如经一番……”疑原文有误，按表述的句义，似应为“如不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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