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创办《食货》半月刊之前，陶希圣就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问题，曾经指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在于其中。”[22]（P11）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具体展现的是怎样的形态面貌？究竟走过的是怎样的历史历程？激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没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当时陶希圣本人也没有足以说服他人的论述。于是这种对社会发展形态大问题的思考，也就自然地被带入了《食货》之中。然而此时陶希圣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已是经过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省，开始努力取径于会通理论与史料，汲取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理路。

如前所述，《食货》的创办缘起，就是要通过对中国社会史料的详尽搜集和具体的专题研究，求得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合理解释。为了展开这方面问题的讨论，《食货》在第2卷第9 期和第11期连出了两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到了1937年2月出版的第5卷第3期，又出了一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来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问题。而在1935年7月发行“专号”之前，为了能有效地展开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陶希圣还代表“食货学会”，在《食货》第2卷3期的卷首，郑重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特辑”的征文启事，呼吁社会和学术界重视关注这个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认识有重大关系的史学问题的解决。此外，在陶希圣所拟定的《经济史名著选译计画》中，也表现出其亟欲解决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欲望。在该计划书中，陶希圣指出：“计画的实现，受我们的需要的指导，又受我们能力的限制”。其中，“在需要一点上，我们选译外国经济社会史名著时，并不是因为那是名著，便拿来译。我们选译的标准，是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治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必需的比较或指示。中国经济社会史上有许多的筋节，如果不能明白了解，全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便无从了解。例如东汉时期土地兼并的事实，本身是什么情形，而它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庄田以及寺庙庄田有怎样的关系。又如五代以后，苦恼政府的货币问题以及政府与学界对于货币政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只有把外国史上类似的现象来比较一下，才能在黑暗里得到一线的光明的指示。还有外国经济史上的现象本身，需要具体的分析研究，例如通常人以古代罗马为奴隶社会，但是罗马当时也有广大的农村。通常人总把罗马的奴隶几倍于市民来说明他所以是奴隶社会，但罗马也有广大的自由农民，数量不能几倍于奴隶。[21]究竟罗马的乡村对社会的影响怎样，奴隶是否比自由农民也多到几倍，这些问题，倒需要考究一个从头到底。不然，我们对中国社会史又少了一段有价值的比较资料了。我们选译，要有这样的标准：为了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史最重要的关键，选译外国名著里社会经济过程可以拿来比较的类似的段落的研究。”[23]（P44）因此，从推进对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角度来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同样也是功不可没。而其价值，也同样表现在史料研究与理论、方法间之会通的努力。

四 余  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形势陡然严峻，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史学刊物《食货》，在发行完它的第6卷第1期之后，不得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他的主编陶希圣，也从此随之结束了他在北平长达6年的平静的书斋生活，结束了他的学术活动的高峰时期，再次把自己抛入激荡诡谲的政治漩涡之中，并且再也没能出来。但是仅就《食货》的社会影响看，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专门刊物，陶希圣的努力还是相当成功的。1943年，张绍良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之发展》一文中，则将1934年定为“探讨时期”。文章对于这时期的史学是这样总结的：“一阵热烈论战之后，并没有使问题得到完满的结论，于是大家感觉疲乏！中国史的研究乃转变了一个风气，许多人以为在有限的材料中，作诡辩的论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广泛的历史材料，不如经一番系统的整理和下一番钩沉功夫，中国历史的来踪去向，是无法解答的。以往对于史料的整理，太缺少功夫了！如何钩沉旧史籍取得新材料，以充实研究的内容，是论战过后史学界的新风气，《食货半月刊》的问世，可代表这一风气的开端，此后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直待抗战发生，这一收集史料的工作，虽失之零碎，但其有形无形中裨益于中国史的整理，是不待言的。”[24]（P51-52）[22]而当时总结新史学发展的顾颉刚也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巢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埋没。”[25]（P102）这是时人对于《食货》在当时史学发展中地位的评估，虽然在1949年以后受政治影响，这些评价不再被人们提及了，但是近60年过后，当年意识形态斗争的激情已在时光中逐渐消磨，我们再沉下心来回眸近现代史学走过的历程之时，应该说，这个结论依然是可以成立的，而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具有拓荒和奠基意义的《食货》及其主办人陶希圣的史学贡献，自然也是不应为后来的政治因素而漠视不提。

[1] 陶希圣. 潮流与点滴[M]. 台北：台湾传记出版社，1979.

[2] 刘道元. 两宋田赋史[M].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

[3] 陶希圣. 编辑的话[J]. 食货半月刊第1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4]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 齐思和.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J] 燕京社会科学，1949（10）.

[6]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杨豫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7.

[7] 何炳松. 何炳松文集第3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 素痴（张荫麟）. 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N]. 大公报·文学副刊208期，1932-1-4.

[10] 董作宾. 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J]. 大陆杂志，1960，3（12）.

[11] 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 发刊词[J].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1（1）.

[12] 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 创刊之辞[J]. 历史科学，1933，1（1）.

[13]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 本刊宣言[J]. 现代史学，1933，1（1）.

[14]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 编后余墨[J]. 现代史学，1933，1（1）.

[15] 杨联升. 打像为誓小考[A].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6] 黎志刚、林燊禄. 学人专访：全汉升院士[J]. 汉学研究通讯，1986，5（1）.

[17] 陶希圣. 编辑的话[J]. 食货半月刊第三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18] 梁东园. 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诸问题[J]. 食货半月刊第2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19]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0] 张春树. 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J]. 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21] 陶希圣. 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小序[J]. 食货半月刊第4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22] 陶希圣.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3] 陶希圣. 经济史名著选译计划[J]. 食货半月刊第2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24] 张绍良. 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J]. 力行月刊 1943，7（4期）.

[25] 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M]. 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注释:

[1] 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如顾颉刚认为，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它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也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北平中国书店，1935年）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

[2] 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所载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一文。

[3]代表性的有陈峰《〈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3期）、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3期）、李源涛《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年5期）等。

[4] 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一文中说：“本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是顾颉刚先生。‘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他又曾提出一个名称叫做‘史心’。后来‘食货’便被采用了。”

[5] 陶希圣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成员，后因对汪精卫和平运动失望，幡然悔悟，迷途知返，于1940年与高宗武秘密逃离上海，在香港公开揭露汪日秘约，酿成轰动中外的所谓“高陶事件”，此后长期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并为其起草《中国之命运》；1949年去台后，历任国民党中央中常委、中评委等要职。

[6] 时已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详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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