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来说，这些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一直到1930年代实际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具体学术实践来说，则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新考据学，依然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这时执中科院史语所、北大、清华、辅仁、燕大等学术重镇牛耳的教授，大多是这类风格的学者。而受这些主流学者影响，各校的研究生也多作着类似的研究课题。[12]这一点，只要翻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辅仁学志》及《燕京学报》等主流刊物，就十分清楚。这些史家虽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其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史料的发掘与考据对于史学的意义，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则一般并不予以过多地注意；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或囿于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及西方实证史学研究取向影响，或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理论影响，大都更关注政治史、文化史或学术史，而“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13]至于所谓“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的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1]（P129）这样便形成了193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史学界观念认识与具体研究实践的差距或矛盾：一方面在观念上承认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等丰富的社会内容，一方面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方面并不予之注意。

试仍以朱希祖为例。从以上叙述可以得知，朱希祖在观念上似已接受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而且在1922年《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中，也再一次声称“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然而一落实于史学会的具体研究范围及内容时，却依然不能脱出旧日的巢臼。[14]按照蔡元培同时在《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则依然是“我国自有《尚书》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历史的品类是很多的，真伪难明的地方也是不少”；“现在吾们要想补这种缺点，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等旧话。[8]（P1729）此外，像1925年制定的清华《研究院章程》、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旨趣》等，所制定的研究计划，也大都表现出类似的学术倾向。[15]

然而新的史学理论在史学中的影响也一直在潜然发酵，并在学术实践方面酝酿着对旧格局的突破。这中间，所谓“三大论战”的促进作用尤其巨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开始遭到攻击和禁止，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层面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因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战而影响日益扩大，并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重要理论体系，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被称为“1930年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品之一”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9]（第208期）“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10]（P8）在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展史体系，使“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的同时，[5]（P30）也使以新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范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在政治局势逐渐平静的情况下，最初因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前途及其革命道路的思考而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激烈争论，逐渐转向冷静的学术探讨的同时，也使摆脱空洞教条主义弊病，以具体的史学实践开拓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新领域的史学要求，越发地突出出来。

然而史学发展的这些要求，在旧的主流学术刊物主宰史学园地的情况下，实际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新的史学刊物，作为容纳社会史、经济史内容，培植新史学的园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了史学是否能得到成长的重要因素。[16]也正是有鉴于此，这时一些有意容纳这些新内容的史学刊物开始创刊。例如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17]并宣称：“在以先历史的范围仅限政治史的时候，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家Freemen说过，‘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11]（《发刊词》）此外，1933年1月由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主持创刊的《历史科学》月刊，也提出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在“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的同时，“站在新兴科学底立场”，“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12]（《创刊之辞》）至于所谓“新兴科学底立场”是什么，与《历史科学》同年同月在广州创刊的《现代史学》，则明确指出是“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等研究”。其《创刊之辞》云：“固然史学界的前辈仍在拥护Dryser , Stubbs等所学旧式的历史，而较年青的青年，却已倾全力于经济史，尤其社会史之研究”，[13]（P1-8）而“经济史是研究社会史的基础，要清算中国社会史，非先立好中国经济史的根基补课，所以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了”。[14]（P243）

这些史学专门刊物的创办及其所提出的办刊宗旨表明，为满足新的，着重从整个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释历史发展的要求，在《食货》创刊之前，史学界已经在构筑和经营这种学术园地了。而事实《食货》也是因应这种史学要求所创刊的“社会史专攻”刊物。但是从后来史学发展的情况刊，上述这些刊物，第一，没有如《食货》那样明确地打出“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大纛；第二，没有如《食货》那样从理论到方法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译介和讨论；第三，没有如《食货》那样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中涉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和如此广泛的社会范围；第四，没有像《食货》那样发行周期如此密集，聚集了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因此这些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没有像《食货》那样，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深远的学术影响。[18]

为了促进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发展，陶希圣通过《食货》做出了大量的努力。除了亲自主持刊物的日常编辑，在经济上为维持刊物每月将自己的兼课钟点费100元补助办刊之费外，[1]（P130）陶希圣还以《食货》为平台，凝聚、组织起一批热衷开展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希望能够通过集体协作等一些有效的组织方法，来推进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为此，他不仅以《食货》的名义组织了“食货学会”，在每期的《食货》刊出《食货学会会约》，征集那些“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定期进行社会史的理论学习和问题讨论，还通过《食货》进行了十分切实的学术组织工作，例如有目的地组织理论及方法论的讨论、有目的地组织力量译介一些国外的研究著作、组织编制有关社会史经济史论文的索引等等，相当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几年刊物的内容看，基本是朝着当初创办刊物时所制定的，“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新的、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的目标方向努力的。[3]（P29）

由于陶希圣的努力及《食货》的影响，使得“考据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15]（P282注1）后来一些卓有成绩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如鞠清远、杨联升、全汉生、何兹全等，大多是在陶希圣的鼓励、推荐，通过《食货》而走向学术道路，并且循着《食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路数走向成功的。例如全汉升回忆说：“我在1931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史学系，在师长的指导和勉励之下，确立了我的治学方向和治学态度。当时，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先生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我对这门课极感兴趣。陶先生不但使我了解经济史对于解释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而且使我感到眼前呈现一片新境界，亟待开发，于是决心研究中国经济史。”“1934年我写成《中国行会制度史》，希圣师阅稿后即推荐发表，于时希圣师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促进国人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也写了几篇论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6]（P13）活跃于斯时的，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著称的所谓“食货派”，正是以陶希圣所主持的《食货》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重要史学流派。

据统计，从1934年12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的二年半中，《食货》前后共出版了61期，吸引了全国各地150多位学者，发表了大小论文300余篇。其中内容，除了少数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之余绪的中国社会形态讨论外，绝大多数是具体研究社会史及经济史的文章，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关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等内容，此外还包括一些关于妇女、婚姻等社会史方面的内容。从这些刊载文章的内容看，大致可以说从二个方面具有突破或填补了学术空白：一是在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方面，不再像社会史论战时那样，主要集中于上古时期，而是涵盖了整个从上古到明清的整个古代。其中秦汉以后至明清，尤其是以往研究中涉及不多的时期。一是在所研究的内容方面，开拓出了许多当时正统史学家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新问题，例如有关人的社会身份问题，便发表有吴景超之研究西汉奴隶（2卷6期），陶希圣之研究西汉的客（5卷1期），杨一清之研究部曲（1卷3期）、唐代贱民（1卷4期），鞠清远之研究中古的门生故吏（2卷12期）、元代官匠户（1卷9期），以及何兹全研究的三国国家领民（1卷11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3卷4期），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5卷8、10期）等论文。此外像何兹全对魏晋庄园经济的讨论、全汉升对宋代都市夜生活的论述，陶希圣有关“社会组织如家族婚姻等项研究”等[3]（P557），也是从全新的社会史的视角下提出的新问题。[19]

显然，当时的《食货》，实际已俨然成为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以及联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力量的重要纽带，学术影响也迅速扩大。据《食货》第3卷1期记载，当初《食货》“顶先每期只印两千份，打算发出一千五，留五百预备作合订本，供给将来的需要。创刊号发出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一千。到了第一卷五六期，发行人便每期印四千，发出三千三，赠阅‘食货’会员两百，留下五百份作合订本”。[18]（P38）一份学术刊物，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就形成这样的发行量，在1930年代不能不说是相当可观的了。大夏大学的梁园东，曾致信陶希圣说：“《食货》在大夏为最风行之读物，大夏出有《历史社会论文索引》，对《食货》论文几无篇不索，可见同学等之爱好。”[18]（P56）晚年的钱穆亦回忆说：“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19]（P170）

关于民国时期对新史学的发展起有关键性作用的学术期刊，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的张春树认为是1926年6月开始发行的论文集型的学刊《古史辨》、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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