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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腐败的文化传统溯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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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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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并进而成为寻租者逃脱法律制裁的依仗和凭借。[11]具体的说，这个关系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情而建立起来的亲属、战友、同学、老乡等；另一个则是基于利益互补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各种资源与权力拥有者的结合体。
庞大而紧密的关系网并不是现代中国的产物，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的状况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韦伯在设计现代官僚体系的时候，试图把人的情感与理性相分离，建立一个完全等级制的机械刻板的制度。这当然是无法做到的。最好的情形是，用严格的制度保障将人的情感与偏好控制在体系能够容忍的程度。但是“在内在超越的中国价值体系中，由于缺乏上帝立法的观念，法律始终没有神圣性。”[12]填补这一空缺的是人情：“人情大于法”。它的后果是，一个官员如果出于人情而适当牟利，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默许；而他如果胆敢做出六亲不认的样子，则不但会遭到亲人们的责难和社会舆论的攻击，有时甚至会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称之为“人伦”，“伦”字的意思后世的注家说是“序”，即表示一种秩序。要寻找其历史渊源，我们还得回到孔子那里。孔子认为，人伦之情是建构理性社会的大众心理基础，因为个体的人通过情感和血缘纽带先与家庭，继而与整个社会联为一体，就不必借助超验的未知世界去找寻意义的依托。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家是人们行为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政治社会的组织只是人伦关系的逐步扩大。”[13]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人伦的重视又是中国社会宗族力量始终强大的客观反映。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中国人的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14]主导意识形态在价值上肯定了人们对宗族的认同和忠诚。于是，由直系血亲推演扩张，宗族成为古代最重要的关系网。族内的人们近乎本能的盼望，那些在本宗族中率先“发达”的官员们能够给全宗族带来巨大的可分享的福利，外面的一些人们则想方设法通过婚姻等途径进入那些豪门望族，目的也是共享荣华富贵。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很多时候都没有讽刺意义，而原真的表达了人们的理想。
在现代社会官员谋求利益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浓厚的“宗族”观念的影子。至于老乡、同学、战友等，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扩展和变形而已。熟谙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们在寻租的过程中，一般也能心领神会地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关系渠道来实现“沟通”。基于利益整合起来的关系网，开始时也通常需要由亲密的人们“引线搭桥”，然后经过试探达到信任，这种关系网因为能够在网的内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建立起“一损俱损”的安全闸机制而越来越受到“欢迎”。
萧功秦先生把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结合起来的关系网称为分利集团，他认为这种分利集团在“政权软化”的环境中很容易形成，而一旦形成，它必然会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得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政权软化。如此恶性循环，“政府将面对两大陷阱的相互沟通而无能为力。”[15]
结论是，关系网的盛行与重视人伦关系和宗族强大的传统分不开，由于它实际上是把一批道德感薄弱的官员集合在一起，对政权的危害程度就远远超过单个的道德感薄弱的官员。强化法治的观念，通过制度的手段把人情规范在正常的范围内，是治疗的思路。
上面我们阐述的官员腐败成因的两个特点和两个传统要素，最后归根究底都可以纳入“制度安排有缺陷”或“制度供给不足”的范畴。在普遍缺乏制度安排作保障的地方，不规则性是公共行政运作的常态特征，行政过程也总是不透明的；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官员职能或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就实现了增殖。两者都常伴随着权和利的交换。
有人曾用一个简短而精辟的分粥故事来说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在一个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中，每一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凶险祸害之心。他们都想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分食一锅粥。由于没有称量的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只好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实现。方法一，指定其中一个人负责。结果这个人为自己分的最多；方法二，每人轮流主持一天，结果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自己主持的那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余六天都是挨饿；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开始还算公平，不久该人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频繁的争吵，使粥经常处于冰凉的状态；方法五，每一个人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最后领粥，结果就象用科学仪器测量出来的一样公平。[16]
可见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可以改变人的行为预期。而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只有在制度安排与提高制度供给能力上多下功夫，大胆革新传统中忽视制度建设和与法治不相容的文化积淀，才能真正治理官员的腐败，恢复政治的健康与活力。
注释：
[1]小约翰·T ·劳努：《贿赂》，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00页。[2]詹姆士·布坎南：“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载《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3][4]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第79页。[5]道·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6][8][9]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0页，第428页，第428页。
[7]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10]参见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11]参见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12][13]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第28页。
[14]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15]参见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16]参见华北：“分粥制度”，载《青年参考》，199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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