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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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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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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为目标，又以自由讨论的方式问难辩驳，它只诉诸人类理性，是名符其实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却以加强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为目的，其基本方式是所谓“文攻武卫”，即以政权力量为后盾，以罗织罪名的“大批判”开路，依靠棍棒、匕首、枪炮和权势去定是非。
前者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批知识分了脱颖而出，文星璀璨，引人注目；后者却使知识分子受尽折磨，文化教育惨不忍睹。
两者反差如此强烈，林教授居然断言它们有密切联系，这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一下有关论据了。
论据之一是两者都奉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除了前面已说过的，只要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就够了：新文化运动虽然号称“打倒孔家店”，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的主要领袖都从不全盘否定孔子，也找不到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人物被他们一笔抹煞的情况。对某些文化遗产有不恰当的个人偏见（如陈独秀对戏曲，鲁迅对中医等)，但在他们的思想中仅是非主导性的偏颇。在狂飚时代的粗扩开拓中，这类失误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在自由讨论中也不难纠正。以偏概全，并不足取。
论据之二是两者都“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47页。)并说这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思想启蒙确实是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人的行动总是受自己的头脑指挥的，没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有改变现状的新行动。学术、理论不断在修正错误中前进，不合理的制度也必须揭示其腐朽才有改革的希望。可是，把任何正确的观点推向极端都可能变得荒谬绝伦。例如，把否定传统的落后部分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把学习西方等同于全盘西化；把唤醒大众的思想启蒙概括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国启蒙思想家都可能变为荒唐可笑的小丑！
胡适及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追求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他们注视着自己的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把救国的热忱转化为思想启蒙的艰辛耕耘。日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项普及现代民主、自由、法治意识的伟大工程远远没有完成；有此远见的知识分子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同时，他们也不是把思想启蒙作为救国的唯一手段。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曾经一再赞扬或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政治方面的言行，这正好证明他们不是仅仅“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顺便说说，好些历史人物被林先生戴上这样的帽子都有名实不符之嫌。例如，林先生费了很大力气引用“康有为的信徒欧榘甲于1897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54页。)写的一篇文章以证明“康有为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同上，55页。)，却偏偏忘了这时的康有为正希冀光绪皇帝“乾网独断”全面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忘了康氏自己有一篇文章，叫做《物质救国论》。与林先生的断言相反，康有为可不是只相信思想力量的迂夫子。不幸，此类疏误，不只一端。
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再现呢？这也是似是而非的指摘。古代中国确实极为重视思想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教化和纪纲，通常放在为政之首。后来，朝野上下都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在嘴边，把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视为治国的关键。在发展缓慢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萧规曹随应付裕如，这些观点有很大的合理性。即使在今天，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提醒一下正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不要忘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也有利而无弊。不过，这并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根本特征。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看，这个根本特征最重要的是两个字：“宗经”！即一切按照圣贤及其经典的教导行事。修齐治平的前提也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圣人设定的圈子里打转，不得越雷池半步！从思维模式看，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专制一脉相承。胡适参与和维护的新文化运动都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以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为全部活动的规则。北京大学的兼包并蓄，学术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体现。把它的思维模式与中国古代和文化革命中的野蛮的思想文化专制相提并论，笔者只好说一声：罪过！罪过！
坦率地说，按照林教授的逻辑，他自己倒像“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典范。在林先生笔下仿佛只要确信“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思想不是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了吗？
“危机”来自何方？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几代人前赴后继追求的富强、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不能不使海内外许多炎黄子孙为之焦虑。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论著源源面世，力图寻出问题的症结，奉上自己想到的最好药方。林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是赤子热忱溢于言表。可是，从对胡适等人的批评看，却很难说他已弄清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林教授看来，全盘西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这就是造成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意识持续危机的根源，而归根到底那又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5、8页。)也就是说，问题的产生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迷误，他们不能正确看待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正因如此，胡适等人才应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
要详细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写成一部大书。在这里只能简要地说几句。
把中国意识或文化的危机归结于西方文明的入侵，那是非常浮泛经不起推敲的认识。只要想一想，在16、17世纪之交西学也曾流入中国，可没有引起什么危机。那时，不是没有人激烈地反传统，李贽不是因其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名噪一时吗？但社会舆论只目之为怪物，他的思想没有转化为群众性的思潮。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举起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登高一呼，却应者云集。这个现象无法仅由文化本身找到最后答案，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处于危机状态。换句话说，意识或文化危机无非是社会制度危机的表征，只有改革制度才是治本之路。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现代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文明侵入致使权威失落造成的。从袁世凯开其端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从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起到不得不逃离大陆，中国官方历来都用政权力量全力维护传统文化的权威，更无全盘西化或反传统之嫌，可是，危机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深。
同时，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学人大概都会注意到，从辛亥革命前后起调和中西文化的主张此呼彼应，倡导者包括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等倾向不同而又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梁启超等人还试图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新的诠译，令滥觞于19、20世纪之交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揭开了新篇章。从30年代起，国民党、共产党和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主张尽管有重大差别，却有一个共同点：都程度不同地认为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照搬；应继承祖宗遗产但不泥古。换句话说，对中西文化都要用评判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和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全盘西化”或复古仅是出自少数人口中的不协调音。可是这个状况也没有使我们的祖国摆脱厄运。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苛责胡适等人，要他们对所谓“意识危机”负责？
世界上没有完人。胡适也有过这样那样该受谴责的错误。在这方面海内外时贤已说得不少，在下也曾略陈己见。（参阅拙作：《试论二十年代胡适的世界观》，《近代历史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1983年。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把“危机”归罪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当，也不自林教授始。民初以降，不少当权者就有此癖。
甚至有的著名思想家陷入恋旧情绪无法自拔时也曾出现这样的迷误。严复垂暮之年就曾痛訾康梁：“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③（严复：《与熊纯如书》（1916年4月4日），《严复集》第三册，632页，中华书局1986年。）任公“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一夫作难，九庙遂堕，而天下汹汹，莫谁适主。”③与此同时却不惜辞费，多方为清皇朝和袁世凯辩护。于是，世界以颠倒了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残贼中华民族生机的不是腐朽专横的统治者，而是传播光明、鞭笞黑暗的启蒙思想家！革命的起因不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而是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平心而论，无论笔端有多么丰富的感情，几页薄纸也推不倒三岁的宣统。把结束二千年帝制的主要原因归诸任公，纯属不虞之誉。同样，把20世纪中国的“危机”与混乱的罪责归诸继任公等而起的第二代启蒙思想家胡适等人，我们也不禁要问：他们消受得了吗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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