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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陆贾与贾谊：性格与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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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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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好黄老而好纵横。
三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谊）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 [39]，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40]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1]。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2]，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3]。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4]，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5]“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46]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47]。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48]。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49]，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0]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1]，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百家同归于“儒”，而造新汉代“新儒学”。陆子、贾生的思想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注释：
[1] [2] （东汉）班固.《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军功受益阶层与下文法吏集团，此两概念均引述自李开元氏之观点，所谓军功受益集团，即以刘邦集团的军吏卒为主体，根基于因军功而被赐予的军功爵及相关既行利益而形成的社会阶层。法吏集团则是以通晓律令章程而升任为官僚的法吏官僚集团。详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5] (西汉)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8] [12][13][37][38] (西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申屠嘉“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后，文帝见“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事实上，在此之后，掌控朝中大权者又转入军功受阶层第二代，如周亚夫、陶青诸人，可见军功受益阶层势力之盛。
[9] (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8页.
[11] (西汉)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39][49][50] (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另有引《谷梁传》两处，按：《谷梁传》成于汉武帝时，当为后人窜入。
[16] 《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儒家类”[M].北京：中华书局,1965.770.
[17]王利器先生考陆贾书可以印证《荀子》处甚详，参见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8.
[18] [23][29](西汉)陆贾.《新语·道基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31][32] (西汉)陆贾.《新语·无为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 (西汉)陆贾.《新语·怀虑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 (西汉)陆贾.《新语·思务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 (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4][30] (西汉)陆贾.《新语·辅政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5]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
[26]参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7]（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8]（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3]（周）孔丘.论语·颜渊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4] (西汉)陆贾.新语·至德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 《史记·项羽本纪》载：“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
[36] (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40][43] [44][45][46][47] [48]（东汉）班固.汉书·贾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67.
[42]（西汉）贾谊.过秦论[J].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1]侯外庐等.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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