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文化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文化 >> 文化研究 >> 正文
晚清垮台前的两次失败改…
晚清的乡村危局
晚清侠义公案小说的身体…
晚清公羊学案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试论晚唐寒士诗歌的俚俗…
读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政…
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
从稿费制度的实行看晚清…
最新热门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时间:2009-8-8 16:37:49  来源:不详

  论文关键词:启蒙功利文学观;超功利人本文学观;“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论文摘要:运用社会分析和比较方法,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梳理_这两个历史阶段文学观之间的渊源关系,凸显它们的不同特点、优长与局限,并为建构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观提供借鉴。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学观,但这种影响却是曲折的、复杂的。“五四”时期这两种文学观缺乏晚清两大文学观的纯粹性,它们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因而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
  
  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学观。但时代毕竟在前进,“五四”时期外来文学思潮涌人中国的规模和产生影响的深广度,均远远超过了晚清,这使得理论家们和作家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具“五四”时代特征的现象:“为人生”和“为艺术”这两种文学观,虽然可以溯源到晚清,但它们既具它们的影响源所有的主导倾向,又善于吸取各种新潮文学观的合理之处,因而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为了使晚清和“五四”这两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观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各自特点更为凸显,笔者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从中看出历史演进的轨迹。
  
  一、晚清时期开风气之先的两种文学观
  
  (一)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坛上,梁启超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新文体”与诗歌风行海内,还因为他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灵魂人物,使近代文学由古典形态逐渐向现代形态转型的继往开来的一个人物。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经过深入思考,他把原因归结于群众的不觉悟和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上来。要解除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束缚,开启民智,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快捷的途径是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梁启超选择了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学。当时中国的古典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渐渐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自然的延续状态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要求,引进域外文学,革新中国文学,便成为当务之急。
  1899年岁末,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先发出“诗界革命”的呼唤:“……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从中不难体会他对当时诗坛现状的不满以及焦灼而又充满信心地期待诗坛革新人物出现的心情。然而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是不彻底的,他对“新诗”提出的标准是:“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期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想以旧瓶来装新酒,未能完全冲破旧形式的束缚。其实,新的诗歌内容必然要求诗歌形式的新变以相得益彰,这是梁启超的理论局限所在,也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与以“形式的解放”作为文学变革突破口的“五四”文学运动的差距所在。
  四天后,梁启超又揭起了“文界革命”的大旗,极力强调师法域外文学,以欧西文思人文,与中国文学史上以往无数次的文学革新仅在传统文学内部作非常有限的调整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界革命”却和“诗界革命”一样,存在着重视内容革新轻视形式革新的不足。更本质地说,是梁启超过于看重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而认为形式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能不说是梁启超文学观的偏颇之处。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被后人誉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纲领”的文章。文章一开始,梁启超就很突兀地开宗明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在梁启超看来,新小说是建构理想社会与国家最重要的手段。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反面立论,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之差、政治之腐败都是由于旧小说之害,这如同他认为小说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一样,都是本末倒置之论。尽管如此,梁启超的观点还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现当代文学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便是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提倡“新小说”,并不惜把小说的作用夸大到离奇的地步,是为了“改良群治”和“新民”的需要,与他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时的初衷完全一致。虽然他也注意到了小说的一些本体特征,但这些都不是他关注的中心。在他那里小说只是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有力武器。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说开启了“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这一基本命题,为后来的文化启蒙运动立下创辟与奠基之功。梁启超的文学观点带有浓厚的实用功利色彩,极力强调文学的“觉世”、“新民”功能,使得文学要超负荷地去承担“经、史”的功能,这种功能改变了小说的性质。但文学尤其是小说,作为审美想象性的文体因此付出了沉重的审美代价。
  
  (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
  与梁启超相反,在强调文学的独立美学价值方面,王国维是晚清走得最远的一个人,也是最早提出“纯文学”概念的人。王国维生活在东西方文化剧烈撞击的时代,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并能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印象感悟式和即兴发挥的评点式诗评文评,王国维开始尝试建构自己的现代美学体系,并提出一系列文学批评的新概念和新范畴,在学术界赢得极高的声誉。
  在《<红楼梦>评论》这篇长篇论文中,王国维首次运用西方近现代主要是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对《红楼梦》作了极具思辨色彩的阐释。文中论述了作者对于生活本质的观点。“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因为有欲望和欲望的不能满足而产生痛苦,那么如何来摆脱痛苦呢?王国维指出了两条路:一是在对天才艺术作品的静观与欣赏中,物我两忘,“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而得其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很显然这是把艺术的审美虚拟世界当成了逃避人生痛苦的避风港,这种逃避只能是暂时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又为人们指出第二条路:“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要求人们清心寡欲,而不是积极与社会现实争斗,不难看出王国维思想的消极方面和宿命论倾向,这些都与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以及叔本华悲观厌世的生命哲学对他的影响有关,从而也使王国维的文学观带上了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还指出:“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这便是王国维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是回避人生的、超功利的,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完全不同。客观地说,作为两种同时并存的文学思潮,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比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无疑更接近文学本体。但在晚清人人竞言“革命”、“图存”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梁启超的文学观由于契合时人变革现实的迫切心理而得到了广泛回应,在声势以及影响面上,都远远超过了王国维的文学观,是主导性的思潮,而王国维则注定无法避免不被时人理解的寂寞命运。但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鉴于中国“文以载道”传统的强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过于关注文学的政治功能,而对文学的本体性特征缺乏应有的重视,王国维主张将文学从“载道”和道德教化中解放出来,反对将文学庸俗化功利化,尊重文学的自足品格和价值,使文学成为独立的存在,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对于文学本体特征的自觉意识,对于矫正当时文学创作中一些急功近利、概念化、政论化作品的弊病不无益处。
  
  二、“五四”时期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文学观
  
  “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爆发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把‘现代性’从一部分士大夫意识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全社会的努力目标的民众性运动,然而自波德莱尔开始,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与心灵反应之间构成了巨大的自我分裂,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大撞击中所获得的强烈的现代意识,也必然带有分裂性……”这种现代意识的分裂性在文学观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五四”时期并没有特别纯粹的文学观,而是每一种文学观内部都有多种文学观的交互为用,这使得每一种文学观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我矛盾之处,具有了表面上的分裂性。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时代的变化使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仍然得从晚清民初谈起。

  在晚清民初,鲁迅的文学观与梁启超、王国维皆不相同,自成一家之言。在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提出了文学的职能是“无用之用”这一观点:“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英人道覃(E、Downden)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勉,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学观虽然带有时代的启蒙色彩,但又充分顾及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在看待文学的非功利性和功利性方面,是一种较为辨证的观点。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观点在后来并没有被鲁迅先生坚持下来,而是有所变化。

  随着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发展,到了“五四”时期,鲁迅转而接受了梁启超的“启蒙”文学观。关于启蒙主义,鲁迅的自我解释最能说明问题:“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然而问题不止于理论上的自我推翻,鲁迅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之间也呈现出巨大的分裂性:鲁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他的小说都是精心构撰之作,每一篇在叙事技巧上都有所创新。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实际上是作家“五四”前后文学观的分裂的反映。”

[1] [2] 下一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