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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文化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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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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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后，具有先进性和野蛮性双重性格的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面对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力应对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回答不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时代课题。进行文化选择，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先后进行了三次文化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引领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指明了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近代；文化冲突；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同中国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在具有先进性和野蛮性双重性格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传统文化凸显出落后性和软弱性，无力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爆发了空前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最深层次的民族危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进行文化选择，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迫切需要。文化选择就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选择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指明时代发展方向的某一种文化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发展新文化。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先后进行了三次文化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引领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指明了振兴中华之路。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文化选择
近代中西冲突具有全面性，首先是表现在物质层面上。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对外开放，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动摇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近代中西冲突也表现在制度层面上。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冲击了中国落后陈腐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带来空前的政治危机。近代中西冲突最根本的是表现在文化层面上。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的文化危机。面对封建主义的全面危机，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是从文化上寻找出路，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选择。
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是从“开眼看世界”开始的。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组织编译了《四洲志》，打开了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鸦片战争之后，一些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情、风俗的文献相继问世。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鞲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在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了，那就是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看到的新世界?对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作出了明确回答：“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师夷长技”思想的提出，使国人认识到西方不仅在物质上有先进之处，甚至是“养兵练兵之法”的制度方面也是有其优势的。中国人开始放弃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陈腐观念，转而放眼世界，向西方寻求强国之术。而“长技”的学习必然引发更深层次的探寻。
19世纪50年代，顺应维护自身统治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洋务运动兴起，“中体西用”模式也随之提出。“中体西用”思想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1861年冯桂芬在《校郐庐抗议》中对此作了初步阐释：“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更善之善哉。”第一次完整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1895年沈寿康在《救时策》中的论述：“夫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共同认可的模式，只在“用”的范畴上稍有所不同，早期维新派认为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科技，还应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两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却都是不忍割舍的，“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而非孔孟之经常也”。“体”是指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道统，“用”是西方的“富强之术”，是为“体”服务的。“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产物，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承认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确实是落后的，需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它对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封建道统又是极力维护的。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体西用”模式的实践，洋务派创办军事、民用工业，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培养了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这些努力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结构，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并且进一步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冲破了原先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同文馆和海防等问题的论争使“西学”在中国为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甚至得到一部分顽固派的认可。郭嵩焘“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的论述，甚至已经初步涉及制度变革的层面，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中体西用”不可能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也不可能成为重振中华雄风的正确文化选择，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先进的中国人又开始了新的文化选择。
二、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的阶级结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在由外国资本家投资开设的近代企业里诞生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的阶级结构，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结构，为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载体。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上层开始谋取政治权力，试图承担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于是一场新的文化选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悲愤，康有为联合在京应试举子1300多人“公车上书”，吹响了资产阶级改良的号角。维新派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严复的《辟韩》《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等发表出版，他们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深刻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宣传民权、平等思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等极力宣扬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维新派把洋务派对“西技”的学习发展为对“西政”的学习，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学习和仿效西方的议会制度，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他们创学会、办报纸、建京师大学堂等，进行广泛宣传。在此影响下，“史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相继而起，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初步形成。戊戌维新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第一次试图主动改变自身来适应时代需求。相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认为中国的“体”是需要变革的，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面向西方的深层文化学习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20世纪初，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兴起，接受新式教育的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广泛宣传革命思想，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译著《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等，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他还撰文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制度上的变革。资产阶级文化首次完全脱离了封建主义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社会文化，并逐步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旧有的经济基础，加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还是很难一下子适用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变革方式是难以完成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任的。
面对袁世凯上台之后，复辟帝制和尊孔复古的逆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科学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民主除了政体意义更多的是指民主精神。民主和科学的宣扬旨在从国民性上改造中国文化，实现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新文化运动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极力批孔批儒，对传统文化作了彻底清算。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文化的斗争，依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对此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上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使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加之西方列强的阻碍，中国资产阶级的努力没有成功，面向西方的文化选择也随之夭折。
三、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选择
中国的无产阶级诞生于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开设的近代工厂企业里，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是他们的同盟军，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向西方学习，一战的爆发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新文化运动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中国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正当中国人迷茫彷徨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中国人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看到了曙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把目光从西方转到俄国。李大钊撰写了《法饿革命观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先进知识分子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积极努力。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中国从此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文化也开始向着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思想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不仅新旧文化之间有斗争，新文化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理论的论争。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是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去、该走什么路的论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逐步建立起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首先提出“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进而阐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所谓“民族的”，包括了反帝性质和文化的民族性；所谓“科学的”，是对中国国情的符合，是对传统文化正确的态度；所谓“大众的”，是文化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中国以前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民众的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明确提出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点对文化本身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也[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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