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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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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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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论
1958-1961 年的大跃进饥荒，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人命损失最惨重的灾难。这场灾难源自大跃进和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当时中国官方把 1959-1961 年的灾难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这种论调渐不复闻。现在，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这场饥荒是中国遭逢的最惨烈的政治悲剧之一。
修正主义史观否定官方称饥荒是天灾的谎言，而将之归咎毛泽东，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有其不妥当之处。毛泽东和他位居中国党政高层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上最大责任，不过，无庸置疑，毛泽东、周恩来和其它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毛泽东和乌克兰饥荒时期的斯大林不同，他没有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百姓饿死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单单指摘毛泽东会阻碍我们反思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这是因为大跃进是多面相的事件，必须以多重视野、从不同层面来反思，这点作者曾于另文提出。
跟近年经济学者的研究不同，本文焦点在于饥荒对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对农村制度转变的长期影响。许多中外著作都把重点集中于高层政治斗争，特别是围绕 1959 年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庐山会议，但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导致中国各省之间饥荒严重程度各异的深层结构动态。在此分析中，我单独举出公共食堂来讨论，因为它不但是引起并加剧饥馑的重要制度，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大跃进激进主义的显著代表。我借助各省数据深入探讨参与公共食堂的模式，并指出这些模式反映了在高度压制、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中，一种我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 ）。除此以外，本文亦会探讨这场缘于政治的饥荒对农民和干部态度倾向的冲击，以及对其后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场改革促成了后毛时代公社的解体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二 公共食堂、共有地的悲剧和饥荒
1957 年末，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推行大跃进运动，扬言要超英赶美。在农村政策方面，毛泽东依旧偏爱大规模农村组织单位。表面看来，这种制度转变背后所依据的是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虽然毛泽东没有使用这个字眼）的逻辑。一方面，大型农村机构能更有效动员农民和承担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其它工程；另一方面，是藉此制度转变在成员众多的单位中推行平均主义。
人民公社在 1958 年出现，是响应毛泽东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它在 1958 年年中首次出现时有个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到了 8 月初毛泽东赞成以人民公社为名后，全国公社数目激增。 1958 年 10 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已完成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中国农村办了 26,500 个大型公社，有 99.1% 的农户参与，每一公社平均有 4,756 户。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是废除私有产权。土地、耕畜和农具统统收归集体，公社成员集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许多地方取消了合作化初期的评工记分制，代之以社员均分收成。如刘民权所说的：「一时间，大约 60-70 % ，某些地方高达 80% 的集体收入是按需分配。」加上农户不能退社，大大损害农民参加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公共食堂体现了公社的精神和生活，是大跃进狂热的缩影。当局鼓励社员到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在家举炊。 19 58 年秋，超过 265 万个公共食堂投入运作。 1958 年 10 月，估计有 70-90% 的农村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到了 1959 年末，仍有接近 72.6% 的农民在食堂吃饭。然而，要强调一点，中央领导没有指示各地必须办公共食堂。事实上，中国土地辽阔，地理情况千差万别，中国领导层有见于此，一般在中央文件中指出，地方领导应当按照地方情况调整中央指示。因此，地方当局是有一定自主空间的，不过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拂逆大潮流就要抗衡极大的政治压力。无论如何，各地公共食堂推行的情况差异相当大。办食堂也不等于一定会引起饥馑和导致民众饿死。事实上，要是公共食堂在粮荒时期能采取适当措施，强制社员均分有限的粮食，就可以减低爆发大饥荒的危险。
然而，公共食堂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是由于广泛实行供给制。统计制度停摆、浮夸风和压制批评声音制造了粮食充足的假象，彷佛中国已摆脱了土地对粮食产量的限制。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此一做法符合共产主义构想中物质不虞匮乏和人人平等的理想。这种受柯庆施、陶铸和其它领导人赞扬的供给制不久就席卷全国。
公共食堂供应免费粮食的体制，剥夺了农民对食物的支配。在人民公社中，食物跟土地、农具一样被视为公有财产。在免费供给的原则下，一个人只要属于某个公社，他就不愁没有饭吃，甚至连过路的人也被邀吃免费饭。然而，粮食供应不是无止境的，事实上社员在竞相消耗粮食，情况就如牧民驱羊群到一块共有牧地上放牧，很自然，每个农民都不顾后果地放开肚皮吃，这种情况被称为共有地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农民是否知道缺粮，上述情况依然不会改变。因此这种制度是在促使理性的农民过度消耗，导致不理性的集体行为。跟其它公有财产一样，人民公社集体消耗粮食面临着严重的集体行动问题。理论上，社员可以监督其它社员的消耗行为，但实际上很难界定何为过度消耗，要杜绝就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以外， 1958 年深秋，许多公社不再把口粮分配到户。本来农户如果不满其它人的消耗行为，可以自己回家做饭，精打细算，节约粮食，但现在连这种权利都被剥夺，到食堂吃饭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食堂和供给制事实上把大部分农村人口锁困在过度消耗和浪费食物的境地，最终导致粮食耗尽，爆发饥荒。
要是有其它可行的选择，或许不至沦落到如斯绝境。近期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应付集体行动问题的方法。但正如下一节将谈到的那样，在中国集体化运动中实行这些方法，要付出很高的政治代价。
由于事实上粮食供应有限，政府又大量征购供城市和出口之用，粮食供应更形短绌。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更加速了粮食消耗，成为引发饥馑的重要制度原因。虽然公共食堂不是导致死亡的唯一机制，其它因素如过量劳动、忽视医疗等同样重要，但是，公共食堂和它体现的激进主义是大跃进政治极端思想的代表。我们应以此来理解公共食堂和大跃进饥荒的关系。
一如我们之前讨论集体行动问题时所推论那样，实行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后不久，过度消耗的情况开始出现。有些公社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吃掉三个月的口粮。每一公社的粮食供应有限，过度消耗很快就导致缺粮。同时，因为当时强调自力更生，外来赈济极其有限，所以除非在一定时间内关闭食堂或大幅缩减规模，否则缺粮最终将引致公社发生饥荒。除此以外，粮食日渐减少和有其它福利存在，使社员无心参与公社生产劳动，这也不利于扭转形势。一个生产队队长说：「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钟，（社员）也是不出工。」结果，土地拋荒，一片破落萧条。 1959 年春，至少十个省有部分地区出现饥荒。不过，在 1959 年年中，本来还来得及避免饥荒演变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 1958 年丰收，可稍作纾缓之效， 1959 年又实行了一些调整措施，而且公社存在的时间尚短，公共食堂也尚未全面推行（当时许多已缩减规模）。很不幸， 1959 年庐山会议提出「再跃进」，进一步把公共食堂办上去，使得农村灾情恶化，造成 1960 年人命损失达千万之巨。
至此我们已讨论过公共食堂、粮食过度消耗和饥荒的关系，为了支持上述论点，我们援用各省数据，并以省为范围来分析公共食堂和饥荒的关系。上文论述到公共食堂造成共有地的悲剧，根据这一论点，我们可以推断在 1959 年末，越多人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省份，在饥荒最严重的一年── 1960 年灾情将更严重。透过 1959 年公共食堂参与率和 1960 年各省死亡率的关系来验证，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我们透过回归分析证明这两个变量呈正比。把两个变量加载，调整后 R2 等于 0.2595 （ N=25 ，系数 =0.5968 ，标准误差 =0.1946 ， p=0.005 ）。
三 政治诱因、集体行动和惨剧
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并没有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这带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甚么有些地方比别的地方更热衷于推行这种贻祸无穷的制度？是甚么政治诱因促使有些地方实行别的地方没有实行的公共食堂和其它大跃进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大跃进期间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质。大多数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都会同意，党国政治是革命后中国政权最显著的特色，而毛泽东在塑造共产党的形态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因此成为党国层级顶峰的领导人。在权力高层，共产党或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层级下方是无数省和地方的党政官僚，以及工厂和农村的积极份子。在这样一个层级内，从政者想步步高升或趋吉避凶就只有紧跟领导人的意旨，并要比竞争对手表现得更出色。连串政治运动把这套规则牢牢印在人们的脑袋中。
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十年，毛泽东密切参与制订农业政策。每当毛的政策倾向在制度中有迹可寻，欲在仕途扶摇直上者无不揣摩毛的意图执行之，更往往把政策极端化以讨好毛。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不仅异常严厉地压制异见，而且清晰地告诉人们，追随毛的意旨大有利于其政治前途。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平等理想的执着，为大多数干部提供了行动的指引。因此，无怪乎当毛偏好更大的农村集体时，下层便一呼百诺。各地争相突出政治积极性，而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就是很多地方热衷推行的制度「革新」，以表示他们拥护农业激进主义，以及最重要的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1958-1959 年冬天，灾难初见端倪，一些地方出现了饥馑。此时人们对公共食堂的热情也减退了，有些地方受 1 959 年春毛泽东自己的调整措施影响，甚至关闭了食堂。但是， 1959 年年中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出人意料的冲突，使调整的大势顿时逆转。来势汹汹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意在撵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心存疑虑的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中央号召继续跃进，全国干部无不看风转舵以表示他们的忠诚和积极。如戈尔茨坦（ Avery Goldstein) 指出：「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对那些曾质疑大跃进，或参与 1959 年初的温和整顿的人来说，是鼓足干劲热烈支持恢复跃进，以消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因为公共食堂被视为人民公社的精髓，全国地方干部争先恐后在公社新办或重开食堂。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000 个，约四亿人在食堂吃饭，占公社总人数的 72.6% ，即每一食堂供应稍多于一千人的伙食。
如上所述，毛泽东位处中国层级制度的顶峰，在此制度中，干部的政治诱因是致使人民公社化运动激进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1958 年秋及 1959 年办公共食堂和施行粮食供给制。在探讨各地参与公共食堂的差异之前，值得花点笔墨谈一下争相激进化的政治发展，这可能加剧上一节提到的集体行动问题。
集体行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团体大小具有关键的影响。假设同是实行供给制，人数少的公社比人数多的更可能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和减缓过度消耗。如果地方干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过度消耗、避免造成共有地的悲剧，那么他们应该做的是缩减食堂规模。但当时各地竞相办大型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取悦毛泽东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只是幻想），在这种环境下权衡政治得失，他们是不会选择缩减食堂规模的。
也有学者指出团[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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