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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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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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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范和规则对于节制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而意识形态有时被视为降低执行成本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大跃进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鼓励粮食和其它必需品按需分配，由此助长了消耗，并使集体行动的问题更形严重。同样地，订立规范和规则让人们依循，可以纾缓他们的苦困，在太平岁月里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干部面对强大政治诱因的情况下则难以出现。干部如果想订立规则，就必须公布缺粮的事实或发出行将断粮的警告，这在其它人竞相夸大粮食产量的情况下，无疑是政治自杀。更糟的是，国家根据夸张失实的粮食产量报告提高粮食征购，更令饥馑发生时难以从外地输入粮食赈灾。简言之，政治诱因不但触发了办大型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比赛，令食堂内的集体行动问题更趋严重，而且使受灾地区更难取得外地救济。
四 地区差异与省领导层的差异
虽然办公共食堂是政治上大势所趋，但它在 1959 年末以前并不是由中央明令实施的。地方领导要是敢不屈服于政治压力，还是可以不必办食堂的。以公共食堂参与率的差别来判定各省政治激进度的高低，可让我们详尽探讨前文陈述的政治逻辑。我们对公共食堂参与率的界定，是一省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农村人口的百分率。 1959 年年底有数字可依，比率差异不等，超过 90% 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安徽；低于 50% 的则有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青海、山东、甘肃。我们从取样中排除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原因是它们高度都市化而且得到特别照顾。以上文的政治诱因说来推论，一省领导层的差异对该省的政治激进度有很大影响。除此以外，一省激进主义的模式也应该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以及所谓的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密切相关。
对大跃进这段动荡历史稍有认识的读者，很快就看得出公共食堂参与率最高的七个省，要不受到当时四个最狂热的地方领导人的影响，要不刚经历政治清洗。湖南属于后者（清洗），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在庐山会议期间支持彭德怀而被撤职。因此，以张平化（ 1959 年 9 月上任）为首的新省领导层受到压力，急于显示他们对激进政策的政治热情。到了 1959 年 9 月 30 日，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订立整社计划，提出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整社计划下，饥肠辘辘的农民白天劳动，晚上还得参加整社会议。党中央赞扬湖南的计划，呼吁各省仿行。
其余六省则是受到当年四个狂热地方领导人的影响。掌管上海的是大跃进的头号钻营之辈──柯庆施，他是最着力提倡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人。在安徽和河南，曾希圣和吴芝圃两人热烈支持大跃进，他们压制那些对公社存疑的人。那些把劳动力和生产责任分到各户的人，遭到吴芝圃报复。耿起昌和王慧智这些下级干部，因为曾推动改善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而在全省各地举行的会议上被猛烈抨击为右倾机会主义者。
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在西南地区毗邻接壤。曾在 1959 年春封锁中央调整政策消息的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庐山会议冲突后，李井泉更着力推行大跃进式政策，他也大力从四川把粮食上缴中央（单在 1960 年就外调 250 万吨）。当其它省份把生产小队作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时，四川领导层则坚持生产大队核算，并要求地方准备过渡到公社核算。甚至当中央下令恢复农民自留地时，四川领导层决定「不必再恢复自留地」。除此以外，当有些省开始废除公共食堂时，李井泉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坚持保留，因而令四川饥荒更加恶化。在此情况下，加上受到强大政治压力，云南和贵州领导人竭力赶上四川。比如在大跃进初期，贵州省领导层本来是以审慎保守的态度看待激进政策的，但庐山会议后，贵州领导层或许为了弥补之前不够积极而致力大办公共食堂。 1960 年 2 月 24 日，贵州省委一份报告决定办更大的食堂（至少扩大一倍），并取消自留地，将之转交给食堂。后一项措施有效地断绝了农民私有口粮的来源，迫使他们参加公共食堂。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显然很喜欢贵州的计划，敦促全国学贵州。
五 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大跃进期间弥漫着一股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加上趋炎附势式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使我们提出两个假设。第一，有见于当时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我们假设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为着赶超开发度高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政策（如公共食堂）。假设一：一省对办公共食堂的热心程度跟该省的经济水平呈反比。第二，根据戈尔茨坦所说的高压政治结构和趋炎附势式政治心态对行政的影响，我们假设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的现象，这种现象最终会使下级官僚争相以「比革命导师更革命」的姿态向中央表忠输诚。因此，在渴望加官晋爵的下级官员中，那些快将入党的人比那些已经入党、拥有良好政治资格的人更热切。推而论之，我们认为那些党员少的地区（以人均基础计算）比党员多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措施。这种情况更被另一事实加强，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时，那些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更可能由非本地人管治，这使得本地人更急于表现他们的忠诚和革命热情。因而，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一般比革命血统纯正的老根据地更可能趋于激进。
假设二：一省的「激进度」和该省的党员密度呈反比。换言之，一省的党员密度越低，则该省更可能采取办公共食堂之类的激进计划。排除了西藏（因子据缺乏）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心城市，我们以下列公式作估计：公共食堂参与率 = a + a1log （党员密度） + a2log （经济水平） + e 。所得结果证实上述假设。调整后的 R2 （ 0.4109 ）显示结合两个变量解释了超过 41% 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差异。简言之，当共产党党员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公共食堂参与率则剧降。有趣的是，若细心观察数据分布，便会发现山西和河北这两个接近北京的省份偏离这种普遍模式，属于统计上的例外。我们若从样本中排除河北和山西，然后重新计算上述回归，那么调整后的 R2 显著上升至 0.67 。总括来说，统计分析证实了我们关于政治诱因影响公共食堂推行的假设。除此以外，它令我们更了解甚么类型的干部更易受政治动机左右。
我以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作为上述论题的另一计算单位，一省的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可以定义为饥荒前死亡率和大跃进时期最高死亡率的增幅的百分比。为尽量减少各年间波动对准确度的影响，我们以 1956-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作为跃进前死亡率的基准单位。因此，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 1959 至 1961 年的最高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平均死亡率。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数据由最低山西的 18.33% 至最大安徽的 474.86% 不等。根据我关于趋炎附势式政治体制和经济水平的影响的假设，我们可以推断：（ 1 ）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呈反比；（ 2 ）饥荒前一省经济水平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也呈反比。以后一种情况来说，经济水平低的省更易发生饥馑。理论上，贫穷省份是可以靠别的地方接济纾困，但即使有这种接济，也不足以推翻以上假设，因为大跃进强调自力更生，因此，除了主要中心城市外，大多数省份必须独力应付饥荒。
我们计算的公式如下：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a + a1log （党员密度） + a2log （经济水平） + e 。
我们用相对饥荒严重程度来代替公共食堂参与率，然后再作统计分析，发现两个变量都呈负值，但只有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关系证明有统计意义。这一发现表示出大跃进饥荒是缘于政治而非天灾，即高层领导人首先推行拙劣的政策，在此情况下，潜藏在政治制度的政治诱因结构影响了推行公共食堂和其它激进政策的力度，导致各省饥荒灾情各异。
六 饥荒和农村改革
虽然我们要记取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同样重要的是检讨它对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本文余下部分将指出，这场饥荒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公社最终瓦解的根本原因。 1960 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从饥荒中幡然醒悟。农民和基层干部亲尝盲目投入公社的恶果。要是说农民对大型农村组织萌生过甚么憧憬，这种憧憬也在大跃进中粉碎了，他们也因此质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政府施行的各种政策。大跃进时期的风云人物谭震林在视察河南时，就注意到民众对党的原则和政策有怀疑，认为后果堪虞。 1961 年 8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受大跃进严重破坏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失去信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秘书胡乔木也在 1961 年 4 月向毛泽东提交报告，说：「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面对中国农村这种凄风惨雨的境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渐渐调整农村政策，并着手缩减农村集体组织的规模。农民和地方干部趁着政治气氛稍宽松，悄悄推行单干，包产到户很快发展起来。 1961 年 8 月，中央农业工作部经调查后总结说，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个省、市和自治区都有发现。农民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土地还家」的措施很雀跃。在一些地方，集体生产中断，干部积弱，以致集体农业生产难以恢复。根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在 1962 年夏天，农户总数中有 30% 在各种名堂下搞了单干。尽管不久即被中共禁止，但农民仍然对挽救了他们性命的包产到户怀缅不已。事实上，在整个 60-70 年代，当年受饥荒打击越严重的省份，就越不愿意采取集体主义的农村政策和体制（如生产大队核算）。
大跃进饥荒不仅彻底改变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信念，而且也导致高层官员在农业政策上产生分歧。饥荒过后，参与制订农业政策的高层官员，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子恢、邓小平和陈云倾向支持包产到户。相反，一群包括陈伯达和柯庆施在内、主要以城市利益着眼的领导人，形成另一集团，主张取消单干、恢复集体经济。促使这一分歧出现和持续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立场暧昧。一方面，毛虽在 1962 年支持禁止包产到户，但在大跃进惨痛失败的阴影下，毛在其余生里，把他希望向土地平等体制过渡的立场作温和调整，也不再要求地方官员推行生产大队和公社核算。 70 年代陈永贵曾向毛建议全国推行大队核算，但毛未积极支持。
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分歧一直持续到毛去世之后。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高层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分歧又再浮现。中国领导层分成两派阵营。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华国峰和支持他的陈永贵、纪登奎属于温和农业激进主义的一派；邓小平和陈云则支持稳健派。 1977 年开始，稳健政策和激进政策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上交锋，争夺发言位置，使中国农村政策给人一个摇摆不定的印象。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争论，在严密的政治制度中打开缺口，并为发挥地方积极性造就了机会。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在某些地方，农民和地方干部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实行农业包产到户。正如从本文采取的理论架构推断，这些地方大多位于大跃进时期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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