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因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作为社会人文科学一分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的变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向为显学，拥有数千年繁荣兴旺历史，传统深厚，在本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咸与维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体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在世纪末的今天，回顾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可以使我们对本学科在本世纪走过的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同时也为下一世纪本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和依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内，总体上说，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着近代型不断演变的道路。学术的近代化，在这里成为百年发展的主线。近代化过程，涵盖着本学科的全体和各个方面，它包括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及作为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结果——学科成果的产生，还有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体现者——学科人才的养成。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化的学术观念，主要包括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近代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如平民文学的观念，文学为人生的观念等；近代科学观念，如进化论的观念等。这些观念，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征圣、宗经的观念，文以载道的观念，复古的观念。近代化的学术方法，是指近代科学的方法，它们也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学的、文章学的方法。当然，近代化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还包括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传入的“现代主义”，80年代传入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彼此性质不同，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情况很复杂，但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性的思想学术相对而言，它们都无疑具有近代的性质。

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划分这四个时期的依据，主要就是各时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 第一时期为1900年至1928 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是学科统一的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本世纪末，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

一
第一时期，是古典文学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时期内，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近代思想自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从西方引入中国，本世纪初，正是处于“西学东渐”的关键时刻。西学新思潮的传入，对当时维新改良派及反满革命派人士都有影响，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学术，也颇有触动。例如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极力推重小说的社会“群治”作用，指出小说有“四种力”，主张提高小说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不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文学改革主张，虽形成了一定声势，主要却是针对当时创作而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许由于这块古老的学术领地与时政的距离较远，所以影响还不大明显。本世纪初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基本上还是经学（包括清代“汉学”）与桐城派文章学的天下。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校勘、轶文收辑、文章评点、诗话词话等为主，其成绩当然不可否定，如孙诒让《墨子闲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但这已是千年传统学术的强弩之末，却也毋庸讳言。

然而新学侵入这块旧学的传统领地势不可免，当时有人以先觉者的姿态，将近代观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此即王国维。王氏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虽然他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甚深，其具体结论未必十分正确，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体结论，而是他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所以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迈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国维之后，古典文学的近代式研究仍颇寂寞，仍然是“义理、词章、考据”之学弥漫于世。不过也有少数呼应者，这就是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林氏为京师大学堂教员，1904年编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黄氏为东吴大学教员，约1905年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中国文学史之举，无疑是受了外国学者的影响，当时俄国人瓦西里耶夫、英国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贞吉等，早已有《中国文学史》问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的痕迹。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对象不明，体例混淆，书中文字学、书法、训诂学、经学、史学等与文学一道出入其间，黄史则大量抄录原著文字，浩繁芜杂。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近代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是在辛亥革命数年之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提倡。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这些新思想，同样也被用来作为审视传统文学的出发点，成为更新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胡适与梁启超还对清代乾嘉学派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总结出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1〕，其主要内容就是分析归纳的、重证据的方法。 这些基本上属实证性和形式逻辑方法，其近代性质亦甚明显。由此，“五四”之后不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借助于对“文学”概念的逐步澄清做到的。“古典文学”中“文学”一语已非“文学子游子夏”之“文学”含义，而是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美文”，此是近代概念之“文学”。由此使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

（二）出于对封建旧文化的痛恨和蔑视，疑古思潮大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对一切旧说都投以怀疑眼光，作重新审视，摘发其谬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学思想迷雾，以及种种陈说陋见，普遍地被怀疑，被清除。《诗经》作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古老、又被极端神圣化了的一部作品，成为“疑古派”的第一个解剖对象。当时许多学者都投入了对《诗经》的重新诠释，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郭沫若、康白情、刘大白等，他们对以《诗序》（尤其是“小序”）为代表的古代经师之说，完全推翻，弃置不顾，而从“诗三百”文本着眼，直接去探寻诗篇的含义，作出全新的解读。总之，古典文学研究被纳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大格局之中，体现了鲜明的观念革新的性格。

（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运用分析、归纳方法，以及实证的方法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在一部分史学、古典文学工作者中，“实验主义”方法亦颇流行。此主要由杜威、胡适的宣传所致，胡适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其基本精神是实证的，对于规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提高研究者方法论上的自觉程度，起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对古代历史的辨伪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此皆体现方法革新倾向。

（四）出现一些研究热点，在这些热点上，新观念新方法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显示学科近代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显著事例。尤其在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研究方面，这些在传统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领域，进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取得的杰出成就，都主要在小说、戏曲领域之内。《红楼梦》研究中“新红学”的诞生，就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直接成果。它以实证性优势，使得“索隐派”的“旧红学”立现牵强附会、随意拉扯、游谈无根的弊病，从此一蹶不振；而一个回合之后，“新红学”遂执《红楼梦》研究之牛耳。

（五）一些体现近代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基础工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等，在本时期内草创，并且走向初步成熟。自国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书之后，至20年代后期，各类文学史竟产生三十余部，且内容体例逐渐规范化。到本时期末，文学史著作在对象的界定、叙述内容的安排、章节设计、评论观念等方面，较之世纪初诸文学史，都有很大改进，至少陈腐之说及混杂体裁已颇稀见；而各种专门文体及类别的文学史也逐渐出现，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2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等，它们往往比综合性的文学史写得更好更精，更能显示文学史学的进步和走向丰富成熟。

（六）体现近代特征的论文、研究专著，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样式。自第一篇近代式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红楼梦评论》及第一部近代式研究专著《宋元戏曲史》之后，经过十年左右沉寂，至“五四”以后，新的论文和研究专著，终于接踵而至、蓬勃产生。近代形式的论文、专著（也包括一些考证著作），与古典研究形式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它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由于形式逻辑强，所以近代式的论文、专著等方式，具有更强的
说服力。

（七）大学的创办，大学文学院内文学系科的设立，是本时期内开始的事情，这为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教育机制上得到保证，使新型研究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大学文学系科本身，也成为新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地。例如北京大学文科，既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的基干力量。

（八）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这批研究家一般都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判断能力；他们一般还拥有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能力，基本上做到中西兼通；他们多数人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或作家而兼学者。总之，他们的综合文化素质和能力既高且强，又幸遇学术转型关键时期良机，因此成就也大。其中少数几位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还成为学术大师，为本学科近代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以王国维为例，五四时期形成的若干新观念及方法，其实在王氏本世纪初撰写的著作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即已阐发：“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此实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之滥觞。王氏从美学视角研究《红楼梦》，这里寓含的近代眼光，甚至十余年后的五四时期诸“新红学”家也瞻望弗及。“新红学”家唯以实证方法为基本工具，虽然也属近代学术性质，但他们不知审美研究为何物，终不免与《红楼梦》的文学本质相隔膜。此皆显示王氏超越侪等、领袖群伦、独辟近代学术蹊径的大师风采。

以上诸方面现象，标志着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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