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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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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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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本时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学科初步实现了由古典式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
不过本时期既为学科近代化的初期，也就难免存在种种不足和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近代化进程尚显粗糙。表现在学术观念和方法以及一些具体做法上，都有不够全面妥贴之处，甚至还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例如：
过分重视突出白话文学，轻视贬低文言文学。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都称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唯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胡适为此编撰了《白话文学史》，以贯彻其主张。这种以白话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做法，势必将古代许多优秀的非“白话”的文人作品贬斥为“死文学”，明显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而且什么算“白话”，什么不算“白话”，事实上很难划清界线，对古代文学更难掌握尺度，弄不好就会自乱体例。
过分突出古代平民文学，贬抑“贵族文学”；对贵族文学不加分析地贬低排斥，无疑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过激做法。
运用文学进化理论，有机械死板倾向，流于公式化。不少论者在批驳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时是正确的，但提出的正面主张以为文学必定后胜于前，却是过于绝对化了，没有考虑到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和发展的历史曲折性。在这一点上，当时“学衡派”梅光迪等人对“新文学派”的批评，事实上具有补正意义。
过分强调实证科学方法，忽略人文方法，对学科的人文性质有所忽略。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本身并不错，但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实证性科学方法，它只是科学方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主要能运用于文学史料的研究处理，在考证作家生平、作品流传及版本等问题上比较有用，对于涉及古代文学中思想意识、感情变化及艺术表现特色等方面问题，实证方法就不一定能够奏效。因此，本时期的“方法论大师”如胡适、顾颉刚等，他们的“方法”实际上主要落实到文学史料的考证工作上，“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皆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
过分否定传统。在转型期内对于传统守旧势力及其观念作必要的冲击，是正当的。
但当时疑古思潮有否定一切传统倾向，呈现某种程度虚无主义色彩，如屈原否定论、禹否定论等，皆于此种背景下提出。
以上种种，可以理解是学科新旧交替时期难以避免的矫枉过正现象，不能否认这里包含着不少片面性，有待克服。
二
在第二时期，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向深广发展，学科的体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期内，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向着近代化的多样性方向发展。其实，上一时期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在它们的发源地欧美西方国家，已经是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甚至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进入20世纪后，欧美文化早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现代主义”文化盛行，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正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发展蔓延。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打破封建专制愚昧落后传统文化的束缚，无疑是必要的，具有革命性意义。五四运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但是与世界文化发展状况相比，这无疑落后了一大段距离。进入本时期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继续快速发展，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再迈出一大步，大体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其表现是，一方面，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主角的近代文化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连“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潮也有所渗入，有所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也在中国扎下了根，并迅速壮大。
与上一时期相比，本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在近代化道路上又取得了诸多进步，其基本特征是朝着深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一）基本上放弃了“打倒贵族文学”之类简单化的做法，而代之以对古代数千年丰富的士大夫文学作实事求是的认真分析。
（二）不再以“白话”、“文言”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准则来区分古代文学，认识到白话或文言只是书写、表达工具，并不决定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胡适给新文学下的定义：“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片面性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因此至本时期，“白话文学”的论调已经由高涨而低沉，再由低沉而衰歇。
（三）能够比较灵活地理解和运用进化理论，不再以进化理论去硬性套用在一切古典作家身上。本时期虽还有人在编写《中国文学进化史》（谭正璧），扬言“本书不但拒绝非文学的作者或作品，而且对于退化了的文学，也加以非议和忽视；以进化的文学为正宗，而其余为旁及”，显出一种生硬的态度；但大部分文学史家都能将进化的原理，以比较自然的方式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中。
（四）对古代文学传统持一概否定态度的人少了，甚至对于《毛诗序》这样的汉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也能作冷静分析，肯定大《序》在诗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屈原否定论”虽还有人传其衣钵，至30年代尚有人作《〈离骚〉作于汉代考》（何天行），但学术界却涌现出好几位真正的楚辞研究家（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等），他们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愈来愈深入了，明显超越了前辈。
（五）在坚持科学研究精神的同时，也有人能够注意发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文意义，对于人性、人情、人道精神等给予相当的评价。做这种工作的人多是非阶级论的“人性论”者（如“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闻一多等），当时他们被左翼文化阵营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者，但事实上他们是作出了学术业绩的，对于在本时期内兴起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作了重要的补救。
（六）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揭示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闻一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史料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多方面的人文学科手段，从他那诗人的敏锐感觉出发，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等，作了出色的解读，揭示了许多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而中外文学交往史、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在本时期开展起来，并且涌现了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
（七）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上，也更为全面，在学科领域的开拓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文学史上各时期的文学，少有遗漏，如辽、金、元文学，一向被忽略。而本时期竟颇受论者注意，仅1934年内，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两本有关研究著作，作者一为吴梅（《辽金元文学史》），一为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对于各种不同类型杂体文学的研究，也少有忽略。此时期小说、戏曲的研究早已蔚为大观，毋庸多说；此外对各种民间文
学如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故事、佛曲、弹词、鼓词等，各种杂文体如游记、日记、诗话、词话、笔记等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展开。其中如沈雁冰对神话的研究，顾颉刚对民间传说的研究，郑振铎对各种“俗文学”的研究，皆取得了开拓性成就。
以上所归纳的前四点基本上为深化的表现，后三点则为多样化表现。总之，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深化、多样化，意味着学科近代化的逐渐平稳成熟，是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特点。
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二大特点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即已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皆曾撰文多篇，阐发其大旨，如李氏所撰《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 年）、 《史学思想讲义》（1920年）等。唯物史观在20年代迅速传播，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连丁文江、胡适这些“科学主义者”、“实验主义者”也略有濡染。然而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却迟至1928年才真正有所进展。是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使双方都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进步，向着唯物史观的方向前进。但关于古典文学问题，双方又都无暇论及。而此时远避日本的郭沫若，却因客观环境限制，正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第一人。作者自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2〕书中运用唯物史观， 对商周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了研究，提出西周奴隶社会说。《尚书》、《诗经》为该书主要研究史料，也是研究对象，作者以唯物史观解读《诗经》，发掘出不少前人不可能认识到的含义，这是《诗经》研究史上一大突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一大突破。自此，唯物史观在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唯物史观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具体表现为：对于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能够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去寻找必然原因，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对于古代作家作品，能够根据当时的阶级关系情况，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作出历史性的价值评判，避免以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去看待古人；对于文学的变化演进，可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去加以统摄和把握，去总结古典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些优点或长处，是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他任何文学史观所不具备的。三四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少人在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不过时间先后，情况也有所差异。总的说，30年代是开创阶段，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尚显粗疏；而40年代后则有所改进，走向成熟。对此，只须将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两相对照，即可了然。谭著出版于1933年，为早期唯物史观文学史之代表作。书中完全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阶段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为纲，来设置章节，如第二章的章目为“原始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学”，内设三小节，节目分别为“封建制度的确立”、“贵族生活的反映”、“农民生活的反映”，全书大体皆如此。这就不能不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作者不是从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得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将古代文学往现成的规律里分门别类地装进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写成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写成于1943 年， 出版于1949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水平。刘著同样贯彻着唯物史观，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阶段以及阶级关系等，大体上采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成说，而对于文学发展的复杂情况，也给予充分的注意，努力阐明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其论述既含唯物史观原理，又如实分析了“流品很杂”的历史实际状况，克服了简单化弊病，显示出较强说服力。刘大杰文学史的优点不止于此，但就在这一方面，已显出其高于众作一筹。由此可以说，至40年代，唯物史观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已臻于初步成熟阶段。
本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全国大学数量比前一时期增加不少，出版事业也续有成长，尤其是30年代，为旧中国出版最繁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古典文学工作者人数较前一时期增多，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家，新一代研究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钱锺书、刘大杰，他们的治学性格和作风各异，专长也不同，但都表现了知识广博、功底深厚、富于才华、有创造力、学术个性突出的特点。他们所取得的总体成就，未必超过前一时期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但就研究性格言，无疑近代化特色更加鲜明。这也是与整个学术发展阶段的性质相联系着的。
三
第三时期为古典文学研究由多样化转为统一化的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诞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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