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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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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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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性和局限性，怎样评价他们的文学贡献，如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及作用，文学遗产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之关系，等等。具体文学现象评论方面的，则牵涉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一些前时期被强加上的错误结论和说法，本阶段先后予以纠正，这也是为古人“平反”。如关于李白与杜甫，《红楼梦》问题，《水浒传》问题，等等，一些明显错误、缺乏根据的说法，被一一否定舍弃。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也比较多，“文革”前十七年及“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本阶段几乎都有文章，对它们一一清理。拨乱反正方面还包括对上一时期所发生的某些批判运动的重新评价，如对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都曾刊出文章，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回顾和客观评论，对于其中是非功过的分析，比较令人信服。拨乱反正的结果，一方面消除了种种遗留谬误和弊端，清理了学科的“地基”，使研究工作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展开；同时也使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从上一时期的“学科统一”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作好思想理论和心态上的准备。
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大抵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发展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反复。不过总体上说，还是在向前发展，至90年代后期接近世纪末之际，多元化的格局可以说已经大致确定。这种格局的内涵是：
（一）经过重新阐释的唯物史观，仍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观念。此时的唯物史观经过几年“拨乱反正”，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新”唯物史观的优点在于，它在解释文学的生成、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学的演变发展、文学的时代特色、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家文学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又不再具有封闭的、僵硬的、唯我独尊的、排他的特性，而具有了开放的性格，能够灵活处理与其他学派学说的关系，能够与其他学派学说并存兼容。
（二）人性论又悄然返回人文学科诸领域。人性论、人情说、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些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念，本是人类生活和情绪的表现和反映，具有超时代的普泛性。文学中的这种客观人性存在，自然会引发出文学研究中的人性论。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曾有过多次剿灭人性论的战斗，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鲁迅挂帅的对新人文主义学者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批判，4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延安文艺界的人性论的批判，50年代6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也多次涉及人性论问题，“文革”中更是不容人性论有一点残存的余地。人性论之所以难以扑灭，就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人性。也许这道理太过普通平常了，所以80年代这次人性论的死灰复燃，竟没有造任何声势，连一篇豪壮的宣言亦无，它只是悄悄地潜入进来，不久就几乎感染了每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感染有轻重不同，轻者将它当成唯物史观的一种补充，重者则以此为基本观念来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如有学者即从人性论出发来重写中国文学史。人性论自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在分析理解创作意图和作品意蕴，作家人格精神，以及文学的流传和影响等方面。总之，在世纪末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至少已不再讳言人性、人情，至于是否将它作为研究的基本观念，则因人而异。而在研究论著中字里行间透出人性的有关说法，则已随处皆是，不胜枚举。将唯物史观与人性论并用互补，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最风行的做法。
（三）现代主义思想学说的引进。现代主义学说早在本世纪第一第二时期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在学术界和创作界发生过一定作用，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叔本华学说、弗洛伊德学说等等。几乎所有的五四时期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这些思想学说，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反映。例如弗洛伊德学说，当时的影响相当广泛，而且有人拿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郭沫若就曾以精神分析理论批评过《西厢记》等古典名著，说：“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9〕。当然，在本世纪第三时期， 现代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在中国没有存在之余地，所以80年代的卷土重来使不少人感到新奇。还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例，此时又有人拿来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如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母无端迫害虐待刘兰芝，是出于“恋子情结”，因为兰芝的品格行为，即使从封建伦理道德来衡量，也无可挑剔，是一位完美的儿媳妇，焦母驱媳时也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所以只能从焦母的寡妇心理去分析云云；不能不说这也有一定道理。现代主义学说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其发展前景及成绩的评估，尚需假以时日。
（四）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引进。这是一些新奇的东西，包括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甚大，成为文坛时髦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偶见有论者运用“接受美学”、“文本研究”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甚有新意，启人思路；然尚未形成系统，有些生硬，且在思维方式方法上与传统方法距离甚大，因此尚未为多数同行接受，影响有限。
（五）当代新科学理论的引进。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最有代表性。这些本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科学对宇宙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新发展。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些识者将它们介绍进来，甚至还有人尝试着用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颇能开人眼界，诚所谓多闻多益。198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受注目，但其后便难以为继，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学科性质对象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欲沟通两类距离遥远的学科，尚须下更大更多功夫；主观上则论者不具备打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识根底，人非通才而作通论，不亦难乎！
（六）学科的拓展与打通。这是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打破划地为牢的做法，真正体现开放的精神，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打通，这是改造学科体质、提升学科水平的重要措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文化学的特点在于覆盖面广，整体性强，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的“联姻”，使本学科避免局限于一隅，作封闭孤立之研究；同时也给本学科提供了更多因大见小或因小见大的可能性。总之，使古典文学研究向着“融会贯通”的方向发展。
本时期学科人才状况，以年龄层次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为从本世纪第二时期（1949年前）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老一代学者”。他们进入本时期年事已高，大多已届古稀，而陆续谢世者亦不少，至世纪末尚健在者已不多。他们以优秀学力根底和丰富治学经验，成为本学科的“人望”。他们以耄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其中钱锺书、程千帆堪为代表。钱氏以多年厚积为基础，写出煌煌巨册《管锥编》，以及论文《诗可以怨》等。《管锥编》的写法一仍《谈艺录》，唯贯串线索则以先秦《诗》、《书》、诸子，以及严可均“全文”等，格局更近于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书中再展其古今兼精、中西贯通、学识渊博、睿智警策的学术风采，显示老而弥健精神。钱氏两部学术巨著，分别产生于本世纪第二时期及第四时期，颇含象征意义，即本时期的学术精神，实质上与三四十年代遥相呼应。程氏于本时期亦有多种著作问世，如《宋代文学史》、《文论十笺》、《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于老一代学人中甚为突出；而程氏又充分发挥传道授业优势，在培养年轻一代学者方面付出心血，并取得卓越成功，自80年代中期以来，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
第二大类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中一代学者”（事实上他们至90年代多已年届花甲）。这一代学者的特点已如前述，作为学科人才构成的不可或缺部分，他们在本时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本时期前半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就由他们来做，此为一大功绩；后半的学科多元化建设，他们也参与了一大部分工作，而在培养新一代人才方面，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最多。至于本时期一些重大学科项目，他们也多担任设计筹划者和主持人。可见“中一代”是本时期学科发展的主力。当然他们中一些人在思维方式上及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学科统一”时期带来的若干局限性，对于学科发展也不免造成一些影响。具体表现为：本时期虽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学术大环境有很大改善，学科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从成果上看，平庸之作似乎多了一些，能与前代学术大师和杰出研究家媲美的大手笔、大制作，几近于无，而在创立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方面，似乎也颇滞后。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机制上仍然存在问题，有待改进，但与人才素质无疑也有很大关系。
第三大类为本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青一代学者”（事实上80年代初毕业的研究生中，有一些人至世纪末亦已年过知命）。这一代人在拨乱反正和创造多元文化的氛围里成长，传统因袭的负担较轻，因此思维方式上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知识结构也有所改进，尤其是90年代毕业的人才，他们年龄更轻，传统因袭更少，更具有当代型性格，思维活跃，对当代学术思潮领悟较快，求新求变的欲望强烈，创造力更强。
再者，他们的外语程度也较好，利于了解国外学界信息和作比较研究。他们从事学科工作虽时间不长，但已经显示相当的能力，取得不少成绩。但他们也存在若干弱点，首先是专业基础尚欠深固，现行教育体制决定了他们读研究生时才进入学科专业训练（这与上一代人相同），这无疑太晚了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学术心态不够专精，生在市场经济时代，多少沾染一些市场心态，受利益牵动，或急功近利，或旁骛过多，或为外在目的而希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较少关心内在学识的养成和积累，这就易于出现浮躁作风。
要之，本时期虽已进入学术多元化时期，体现更多近代性质，研究成果也多于以往任何时期，但从学术史上看，仍带有一定过渡性质。以故直到世纪末，仍未见学术大师的身影出现，此为时代之遗憾。
百年古典文学研究发展的四个时期，次第相替，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然而总体上说，时代在前进，学科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本世纪是中国数千年来本学科取得最大成就的世纪，学科的近代化就在这百年内得以基本实现，而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涌现了许多位学术大师和杰出的研究家。这是我们20世纪古典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光荣，也是留给下一世纪的一份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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