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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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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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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军机大臣等：“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区老林量加砍伐”，如此则既有地亩可给民人耕种，又可利用木材，岂不一举两得？[17](p648)所以这一时期山地种植玉米的热潮并没有退去。道光时期继续奉行开垦“零星地土……永免升科”的政策。(p169)其中，河南、山东、云南、贵州、广东等省，所有新垦山地一概免其升科，其他直省则是分别规定每块新垦山地若干面积以下给予免税，因而使开垦山地、种植玉米的行为仍在继续，但规模已大不如乾、嘉时期，因为此时除了边远省份以外，凡是能够开垦种植玉米的山地已所剩无几；再者，在一些地区，政府和民间为了应对山地开垦后出现的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纷纷采取多种措施，禁止开垦山地、种植玉米了。⑥
乾、嘉、道时期百姓在开垦山地、种植玉米的同时，他们大概不会忽视另外两个重要的政策性因素：一是我国当时有大面积的山地属于国有，它们对百姓开垦来说是绝对开放的，即使有的山地名义上被政府封禁，实际上也是徒有虚名，任人垦种。二是在土地所有权上，清政府对开垦者承认其“永准为业”是一如既往、始终贯彻的，也就是说，谁开垦了无主山地，谁就永久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三 山区外来人口对山地所有者的利益诱惑
乾、嘉、道时期政府的垦荒政策，使得百姓可以无偿开垦国有山地，但同一时期大片属于私人所有的荒山林地也未逃脱被垦的厄运。本来这些山地有的已被林木覆盖，如在秦岭、大巴山一带，“古木丛篁，遮天蔽日，长林深谷，往往跨越两三省”[18](p20)。政府也鼓励人们在山上植树，如乾隆时规定，在湖南，山地“不成丘段之处，亦听民栽树种蔬，并免升科”(p167)。但对私人山地的所有者来说，“十年种树，其利不在目前”[19](p66)，所以他们往往对植树造林兴趣不大；再者，在栽种玉米之前，山主的很大一部分山地实际上难以利用，任其闲置。所以，当有外来人口希望租赁山地耕种的时候，山主也很自然地愿意以极低的租价，将山场若干年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卖。如在皖南徽州一带，“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20](p132)；在川、陕、楚交界的“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12](p2022)；在浙江山区，“山价之高下，各视土之厚薄为衡……山之粮税，约较田税十分之一”，客民“初至时以重金啖土人……乡民贪目前之小利”，将山场廉价出租；(p43)在云、贵、川交界的大娄山地区，汉人向彝族土司租赁山地，“土司及夷人出佃之时，不过稍得山价”[21](p184)，租金极低；在湘鄂西山区，“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置产”[22](p58)，来此垦荒。而客民租山的主要目的便是垦种玉米，所谓“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13](p76)。
外来民人在租赁私人山场时，基本上是一次性交清承包期租金。这样做一是使山主不会有拖欠或拒交租金之虞，更愿意出租土地；二是一次性交纳数目可观的租金，对山主有很大的诱惑力。租赁关系普遍以契约的形式确定，如在大巴山区，“山内垦荒之户，写字耕种”，或“立约给其垦种”；[18](p17)在皖南徽州，客民与山主必须“写立批约”[23](p25)；浙江棚民租山时也是“立券招租”[24](p58)。也有赁山者采取主佃分成制，将所获之玉米与山主均分，但这种形式存在极少。契约可以有效保护山场承包者的利益，使他们免除了山主悔约之忧，因为这类契约在当时是受国家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所以，当后来垦山种植玉米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时，山主对租赁者束手无策，政府在一些地方驱逐垦山棚民、禁种玉米，也只能以“契约为断”[24](p58)。
对于外来垦山者来说，或无偿开垦国有山地，或廉价而安全地租赁私人山场，一旦“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鹜”[20](p32)。因而自乾隆朝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垦山人数愈来愈众。如在川、陕、楚老林地区，开垦山地种植玉米约始于乾隆中期，到嘉庆时，已达数百万人之多；在浙江山地，棚民“开种苞谷，引类呼朋，蔓延日众”[24](p54)，至道光时期已有人满为患之虞，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驱赶其返回原籍。在其他直省的山区，情形亦大致相同。
如果把这一时期玉米能够在山地大规模种植之功，仅仅归属于山区的外来人口，则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当土著们亲眼目睹了垦山种植玉米确实投资少、见效快、获利丰厚之后，便立即与外来垦山者融为一体，成为乾、嘉、道时期山地玉米生产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陕南深山老林，尽管“土著人少，所种不过一二”[16](p27)，但当地居民已参与其中是确凿无疑的了；在湖北宜昌等府，“土人多开山种植包谷”[13](p103)；在皖南徽州等地，当地百姓对开山种植玉米，“始惑于利，既则效尤”[9](p604)。
四 市场对玉米的认可和玉米价格对生产的刺激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玉米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山地广泛推广和种植，除了上述三大因素之外，市场对玉米这一新的粮食品种的认可和在价格上对玉米生产的刺激，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玉米在我国种植范围的扩大和总产量的提高，其中的一部分逐渐由劳动产品转变成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并取得市场认可。如早在乾隆时期，湖北一些州县的常平仓、社仓中已有了玉米的贮藏⑦，说明当时玉米已进入赈贷借粜环节，在粮食市场，消费者已把它与五谷一视同仁了。在19世纪末的陕西商州，丰稔之年，山民把玉米“驮运咸宁引驾卫销售，或易盐入山”[10](p81)。嘉庆时期，在云、贵、川交界的大娄山等边远地区，彝族民人“每逢场期”，将玉米等“背负出与汉人易换布匹针线等物”。[21](p189)在清末的广州府，还有将玉米“制入罐头贩外洋者”[10](p83)，玉米已进入海外商品市场。
在粮食市场上，玉米的价格也非常可观，使种植者更加有利可图。如18世纪中期，在湖南桑植，虽然玉米“每石价不足当粟米之半”[25](p198)，但按照当时通行的稻米换算率，玉米的价格与稻谷已不相上下了；又如前文已述，即使在一些高海拔山地可以种植水稻，但玉米的单产往往超过水稻，且“大米不及苞谷耐饥”[13](p103)。所以，通过单产、价格和使用价值的比较，山地种植玉米显然较水稻有利。在18世纪中后期的南巴林区，每石玉米值四五百钱，为米价之半，但到了19世纪初，若遇歉收之岁，每石值银七八两，即使在丰收之年，亦需二两上下，与大米之价已大体相当了。[12](p2019)道光时期，在四川中江县，玉米的价格要大大高于大麦、高粱，接近大米和小麦，到清末仍是如此。[10](p831)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四川南溪县，玉米、大麦、小麦的价格基本持平，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玉米的价格反而超过了大麦、小麦。[10](p832)
这样看来，开垦山地种植玉米，一方面可以为垦山者提供生活所必需的食粮，另一方面，市场对玉米的准入且它不菲的价格，也刺激人们进行或扩大玉米生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必然会进一步引导人们从事这一低成本、高收益的开山种玉米的活动，扩大玉米在山地的种植范围和规模，提高玉米总产量。
综上所述，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在人地矛盾本已尖锐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不选择在高海拔山地从事玉米生产，因此玉米在山地得以大规模种植便是势之必然。对于这一行为的前景，时人曾有过梦幻般的遐想：玉米“青梗如竹，绿叶如茅，不惟裨益农田，抑可点染山色，令兹土者实有后望焉”[13](p62)。不可否认，大规模的开垦山地，种植“价值与谷相等，贮之于仓能历数岁，其梗叶可以代薪，糠秕可以饲猪”(p111)的玉米，对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确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对我国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且影响深远。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时官方和民间都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一些地区也采取了相关的遏制措施，但收效甚微，而且这一行为至今仍在一些山区延续。
收稿日期 2006-12-21
注释：
①参见万国鼎《中国种玉米小史》，王思明等编：《万国鼎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7页。
②18、19世纪玉米在我国高海拔山地种植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一文（《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又，本文中的包谷、苞谷、苞芦、玉蜀黍和玉麦等，皆为这一时期有关地区对玉米的称呼，恕不一一注明。
③参见杨先芬《玉米、甘薯、谷子施肥技术》，超星图书馆电子版，第8页。
④杨先芬：《玉米、甘薯、谷子施肥技术》，超星图书馆电子版，第15～19页。
⑤参见前揭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遏止措施》一文。
⑥参见前揭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遏止措施》一文。
⑦参见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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