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著名的王世名为父复仇故事是文史兼备的重要复仇文化个案，其文化渊源包括三个方面：儒家复仇观念，江南越地区的复仇传统风尚，古远的侠义崇拜。而使该事件在血亲复仇故事重居于独特地位和价值的，则是他以死阻止检验父尸。复仇文化与丧悼文化的双重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该故事流播广远，影响深巨。

　　[关键词] 王世名；复仇；儒家文化观；地域文化；侠义崇拜；阻止检尸

　Abstract：The well-known story that Wang Shiming revenges for his father is an important revenge culture case which has value of bot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re are three culture resources：revenge thoughts of Confucius，the revenge tradition thoughts of southern area of China，and chivalrous adoration of the ancient. The especial position and value in the kinsfolk revenge stories is that Wang Shiming prevents somebody from doing body-check to his dead father by way of killing himself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both revenge culture and mourning culture make the story spread so far away.

　　Key words：Wang Shiming；revenge；culture thoughts of Confucius；regional culture；chivalrous adoration；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body-check
　　
　　复仇，在古代中国以血亲复仇为核心，主要是指君主、父母、师长、兄弟、朋友等被人杀害或侮辱后，对仇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报复，以杀死仇人为目标的行为。复仇事件，从古至今从未缺离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时又大量散见于各类文艺作品中。历史事件为创作提供素材，而诗家、史家们则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各自经历等原因形成统一却纷繁万千的文化观念。二者结合，使得复仇意识成为一种自成体系而又较为稳定持久的文化心态。对此类作品进行分析，将是研究讲究复仇的文化圈中各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有益补充。
　　我国复仇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其重要分支与基础的血亲复仇载录中，王世名故事是明代最为突出的个案之一，因其内蕴丰富，牵连面广，《明史·孝义传》以显要位置收录。王世名是浙江金华府武义县人，父亲在与同族人的争斗中被人殴死。他隐忍六年，在妻子产下子嗣之后，杀凶报仇。他的行为得到地方审理官员及民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特许如开棺验其父尸，确有伤痕，可免其罪。但他却执意认为先人尸身不可轻毁，宁愿伏法。孝行再次感染众人，地方官员有意赦免他，但他却说：“此非法也，非法无君，何以生为。”不食而死。王世名故事早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曾衍东《小豆棚》等多部野史笔记类书中有收录。在《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等小说中也有更为详尽的描述。笔者掌握的材料中，最早记录这个故事的是李诩《戒庵老人漫笔》，随后是成书于明万历丁酉年(即公元1597年)的《耳谈》。从《耳谈》到《明史·孝义传》几十部作品中，虽然对王世名复仇事件的记录与描述各有侧重，细节方面也存在些许差异。但事件的梗概基本一致：(1)父亲被同族人殴打致死；(2)王世名接受议和田亩，但封存收益；(3)绘画像，买刀并刻“复仇”二字；(4)手刃仇凶，赴官自首；(5)阻止检尸；(6)自尽身亡。对他的复仇行为进行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一、儒家复仇观与王世名复仇
　　
　　人类个体的复仇情感，深植于种族集体无意识之中。复仇情结是远古时代血族复仇遗留下来的深层文化积存，有着深远的人类学背景[1]45。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指出：“血族复仇是反抗侵略的最原始的形式；氏族对他的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负责，通过征服作为一个整体的侵犯者氏族来反抗对于氏族整体的伤害。这种权利形式逐渐产生出了一种更高级的部族和民族的权利形式。”当人类文明进入对偶婚阶段之后，血族复仇直接转化为血亲复仇。而在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血亲复仇主要接受儒家复仇观念的影响。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首倡复仇，其中隐公十年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肯定了复仇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但出于“礼”之“尊尊”、“亲亲”的要求，复仇的方式和手段因亲疏远近而不同。孔子和其弟子子夏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子夏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子夏问：“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解释：“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子夏又问：“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认为应当：“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这段对话被记录在《礼记·檀弓》篇里。《礼记·曲礼》篇还有另一段与此十分相似的文字：“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在市朝遇之，等不及去取兵器，就与之相斗。这样的急切、不计后果，是与儒家的“孝”之思想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宗法伦理关系以父为核心，父权至上，家族之内以父的利益、身份为基础，父为子天，子无时无刻不体现对父的崇敬和热爱，无条件地服从父权，放弃自己的利益[2]。”而为父复仇则成为子之孝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儒家思想经过大儒董仲舒的改造，伴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孟的“礼教”成了治国的根本。《礼记》、《周礼》和《春秋公羊传》等儒家经典也成为人们必须学习的内容。《型世言》中提到，浙江金华府武义县有一个王良，少年也曾读书，不就。生有一个儿子，叫做世名。生得眉清目秀，性格聪明，在外附学读书，十二岁便会做文字，到十七岁，府县俱前取，但道间不录，未得进学。父子二人都是或曾是读书人，而世名十七岁时，府县便俱来取之。可见得他在明代八股取制下所规定的儒家必修典籍的学习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同时在各类史籍中，关于复仇的记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涉及各个阶层，而作者对其评价基本是一边倒的赞许，倾向性十分明显。作为读书人的王世名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其为父复仇的卓绝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本朝分省人物考》中关于王世名的记载中说：“世名手书忠孝格言一编，佩之矣。”随身携带，亲手书写，其庄严郑重态度可知矣!其目的自然是时刻提醒自己勿忘复仇。虽然具体内容今已不可考，但儒家传统复仇观对其复仇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二、地域文化与王世名复仇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而言，武义县属于典型的吴越文化区。“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就是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先秦古籍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扬州”，约当长江下游地区。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在董楚平的研究文章中，作者指出：“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柔、细、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七千年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3]”但另一方面，柔、细、雅，并不意味着软弱。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会稽地处江南，承吴越好勇之风，汉时民人仍好用剑，轻死易发，上自掾吏大姓，下讫平民百姓，勇势凌人，任气放纵，报怨众多。”《型世言》中提到：“话说浙江金华府有个武义县。这县是山县，民性犷悍，故招集兵士，多于此处。凡有争竞，使聚族相杀，便有自家中争竞，也毕竟会合亲枝党羽斗殴。”报怨众多，民性犷悍。在吴越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且流播广远的则是勾践复仇的故事。
　　《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对子贡说：“当年，吴王率众将我们打败。杀戮百姓，夷平宗庙。国家成为废墟，而我也成了他的奴仆。我对吴国的怨恨，不可化解。已经三年了，生活简朴，善待大臣百姓。我只希望有一天，越国的兵士们，一往无前，舍身轻死，和越国再战。”卷八：“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浸之于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在王世名复仇的过程中，其复仇的方式，手段受春秋时代勾践的影响颇深。”首先，世名在父亲去世之后，接受族中尊长的意见，并未上告官府，而是接受了王俊的议和田亩，在平日的来往过程中也是“仇以好来，亦好接之，不废礼也。”[4]35别人对之嘲笑，也是淡然处之。“而每到归家，夜深人静，便抚心号恸。[5]”勾践则在国破家亡之际，自认奴仆，忍受不可忍之屈辱。都是因为复仇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暴露自己的深在动机。其次，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世名则“私绘父像，自像带剑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购一刃，铭之‘报仇’字。”(注：见焦竤：《本朝分省人物考》。)二人都唯恐自己复仇的雄心得以消磨，采取的手段虽异，但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铭记所背负的血海深仇。最后，待得时机成熟，在勾践是本国的实力已足够强大，而对敌国的破坏也取得预期的目的；在王世名，则是有了后代，“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馁”[4]35。二者的报复也是毅然决然的。越国灭了吴国，王世名则“碎仇首于蝴蝶山下”[4]35。 二人的复仇将吴越文化中的隐忍、细致、以柔克刚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鲁迅《且介事杂文末编·女吊》从越文化的地域特点强调复仇的必要与正义性质，并以此指斥当时的帮闲：“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应当说，这里实际上也包含着对王世名故事在内的相关复仇英雄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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