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七子”的领袖和七子派的集大成者，王世贞精通文学、史学和经学，思想灵活开放，不为传统和权威所。在明中后期学术思想逐步解放的背景下，对宋儒、宋明理学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了广泛而直率的批评，对明代儒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反思。爬梳和整理这些散见于浩繁卷帙中的批评言论，总结和探索其儒学思想的特点及成因，不仅有助于丰富学界对文学巨匠王世贞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王世贞对理学家文艺观念的批评
　　
　　维护诗文的本体特征，是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目标。嘉、万年间，“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仍然存在，唐宋派理学习气更是甚嚣尘上。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张复古大旗，试图遏制文学创作中过分谈道论理以致文辞为道理所束而塞不畅的现象。《书曾子固文后》一文曾言：
　　子固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阔遒美，而
　　不免为道理所束。间有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
　　者。要之，为朱氏之滥觞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
　　近代王慎中辈，其材力本胜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
　　其长，其塞牵缠，迨又甚者。(卷三)
　　王世贞在此指出了曾巩诗文“为道理所束”的弊病以及与朱熹在文风方面的联系，并严厉批评了王慎中等唐宋派文人在学习曾巩时“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长”的做法。对唐宋派的理学习气以及以、曾巩为榜样的问题在此不妨多说几句。据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记载，王慎中曾“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囊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巩)、王(安石)、欧氏(欧阳修)文尤可喜……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而唐宋派另一重要人物唐顺之更是如此。他曾自述其诗是“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文则“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卷六《答皇甫百泉郎中》)。在给王慎中的信中又说：“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卷七《与王遵岩参政》)诗文以“为道理所束”的曾巩和散布“情之溺人也甚于水”的道学家邵雍为取法目标，堕于“理窟”之中就在所难免。
　　很明显，王慎中、唐顺之的诗文创作及主张道学意味颇浓，这既与他们所学习的对象有关，也与他们接受道学思想(主要是阳明心学)的熏染有关。王、唐二人对阳明心学多有发挥，王还曾被列入《明儒学案》中的“南中王门”学案。对于此点，王世贞就曾敏锐地指出：“理学之逃，阳明造基，晋江(王)、毗陵(唐)藻税。”(卷一四八)明乎此，方知前后七子越宋祧唐崇汉的做法实与汉宋之学的取舍有关，而后七子的崛起以唐宋派为靶标，乃因不满其理学习气而来。
　　因此，王世贞对宋明理学家在诗文创作过程中过分谈性说理的风气多有批评，而对理学家邵尧夫(邵雍)和庄孔阳(庄昶)的不良诗风指斥尤多，可以说到了痛加针砭的地步。
　　若邵尧夫，非不有会心处，而沓拖跸跋，种种可
　　厌。譬之剥荔枝、荐江瑶以佐葡萄之酒，而馁鱼败肉、
　　枭羹蛙炙，杂然而前进，将掩鼻抉喉呕哕之不暇，而暇
　　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极推重庄孔阳，又尧夫下也。
　　(《书陈白沙集后》)(卷四)
　　邵雍是“北宋五先生”之一，他的一些诗咏完全成为道学家的语录，毫无生气可言。理学家和唐宋派等人却奉其《击壤集》为至尊，而在王世贞看来，只不过是令人扫兴的“馁鱼败肉”而已。至于被陈献章推重的庄孔阳的诗歌，王世贞只一句“又尧夫下也”便流露出自己的憎恶之情。的确，颠来倒去就那么几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之类的话头，既乏情致，又缺文采，却还故作轻松之态，读之令人味同嚼蜡。在这点上，就连一向力诋七子派的钱谦益也同王世贞达成了共识：庄昶“多用道学语入诗，如所谓‘太极圈儿，先生帽子’，‘一壶陶靖节，两首邵尧夫’者，流传艺苑，用为口实。”针对有人认为庄昶诗高于唐人的妄评，钱谦益甚至发出了“此等谬种，流入后生八识田中，真所谓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的感叹。
　　当然，王世贞并不因诗文中有谈道说理的成分就一概予以摈弃。在《书三苏文后》中，他写道：“子由稍近理，故文采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为佳”(卷四)。在《艺苑卮言》中，他曾针对“讲学者动以词藻为雕搜之技，工文者则举拙语为谈笑之资，若枘凿不相入”(卷一四九)的情况，列举了理学家薛文清、庄孔呖、陈白沙、王阳明等人的诗句，以为“何尝不极其致。”王世贞看重的是理论与史实、词采与内容相统一的文章。在《念初堂集序》中，他曾提出了“舍事而谈理则空，舍理而荚事则俗”(卷四二)的观点。
　　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他对理学家陈献章的部分诗文还曾给予了肯定和推崇：
　　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
　　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予少年学为古文
　　辞，殊不能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
　　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卷四)
　　陈献章为明代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转变时期的关键人物，《明史·儒林传序》曾记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王世贞晚年对其诗文的爱好与他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有关，也是他文学思想逐步通达宽容的结果。王世贞早年学习古文辞，倡言“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对沾染上理学习气的宋代诗文一概摈弃，所以，他对理学家族核心成员陈献章、王阳明的诗文，就只能抱以“殊不能相契”、“无所入”、“不复顾其书”(《书王文成集后一》)(卷四)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世贞晚年的文学思想有所转变，对宋代诗文有所肯定，“但其基本的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也就是说，他的复古观念和文学思想总体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此点，学界多有研究，兹不赘述。
　　
　　二、王世贞对宋儒及宋代理学的批评
　　
　　除了在文学方面对宋儒的言论进行反驳以外，王世贞还以极其渊博的学识积极探寻儒家经典本源，指出了宋儒在解经、证史时所存在的“支离割强”之处以及缘饰儒术、空谈性命而无补于世的弊病，以此来松动程朱理学的统治权威。上述思想集中表现在《札记》(内外篇)和《读书后》等著述当中。寻经证史，不为传统及权威所囿，这是王世贞的一贯作风。在《读荀子》中，王世贞曾写道：
　　吾读荀氏书，其言性恶、礼矫，大抵多愤嫉过中之
　　旨，则岂唯小疵已哉?至云“养心莫善乎诚”，有味乎
　　其言之也。夫诚者，真实不妄也。对诚之者而言，则
　　圣人事也。偏而言之，则彻上下语也。宋儒举而非之曰：既诚矣，心安用养耶?如以辞而已矣。孔子之告
　　哀公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
　　为荀氏语也。宋儒当复举非之曰：是天亲而外铄也，
　　是上达而下学也，抑何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非古
　　而其尊若此。
　　王世贞这段话是有为之言，此处所谓的“宋儒”不是宋代一般的儒士，而是指周敦颐、程颐、朱熹诸大儒。据《性理大全书》卷三《通书·后录》所载，针对荀子关于“养心莫善乎诚”的论断，周敦颐、程颢、朱熹等都曾有过议论：周敦颐日：“荀子元不识诚。”程颢日：“既诚矣，心安用养耶?”朱子曰：“诚实也，到这里已成就了，此心纯一，于理彻底皆实，无夹杂，亦无虚伪决定，恁地又何用养耶?”上述几位大儒与荀子的言论产生了分歧，而分歧的产生乃因双方立论的逻辑起点不同：荀子是从“性恶论”的角度来提倡“养心”，而周、程、朱是从“性善论”的立场强调“既诚矣，心安用养”。王世贞虽不大赞赏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却对几位大儒的非议荀子的说法持不同意见，认为世上毕竟圣人少而常人多，对普通人而言，守“诚”不失为“养心”(修身)的最佳途径。从操作层面来讲，王世贞的观点比周、程、朱诸大儒更具合理性。下文宋儒关于“上达而下学”的指责也是来自朱熹的言论，王世贞也同样表示了不同意见，并由此而揭露了宋儒“好刺诽古”的面目。
　　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理学大家，这不仅需要相当的学识，还需要相当的气魄。王世贞就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为周灌甫《六经稽疑》作序时，曾说：“盖历千余年而后二程氏出，若能独发圣人之心而乎上接其统。朱氏益加精焉，以至胡、蔡、陈皓诸巨儒咸有所训，故圣人之心固寄以不晦，而于辞与事亦有不能尽合者。”(卷五一)因此，他曾按照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对周灌甫所收的数十百家经传释训，做了大量的整理删改：“其所治经文，讹者正之，衍者去之，错者理之，若礼经而非出于圣人之笔，则纠之，必不牵合附会以觊人之知而无我罪。”(卷五一)而他取舍的是非标准就是以客观实际为是，坚守自我判断，而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荀其是，则不以世之所忽遗者而废吾是；苟其非，则不以世之所趣沿者而废吾非。”(卷五一)嘲这段话与王阳明的名言“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了真正的学者不畏权威、勇于坚持己见的精神风貌。
　　朱熹的《四书集注》在明代享有绝对权威，其中《大学》为《四书》之首。王世贞却在《读大学》一文中对朱注提出了非议：“《大学》一书，古圣帝王相传，体用之大要，杂见于《礼经》，而朱子独表章之，令天下家喻人习，不若《五经》之有专治而不能相通也，亦盛矣。吾独惜朱子之勇于表彰而不精于订定也……何也。”(卷四)他认为朱子在“格物致知”的注释上出现了严重的舛误，而王阳明在释“格物”时与朱子不同，“且取《大学》之古本以正其误，似矣，然所谓古本者，恐亦未尽当也。”因此，王世贞亲自动手修订《大学》使其完善。在文章结尾，他又对朱注与王阳明之释做了进一步比较，认为王释虽“小祗牾”而合，朱注则明显“支离”于原意：“王文成之训‘格’，虽小祗牾，而其所谓‘物’则合矣。‘即物穷理’之支离，何必待辨而明也。”关于程、朱在解释“格物致知”时所表现出来的支离之弊，前七子成员王廷相在其著作《雅述》篇中已有论述，王世贞“何必待辨而明”一语在尊重复古派前辈的同时对朱熹这位理学大师就多少流露出了轻蔑之意。

　　《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儒家重要经典。在《读中庸》一文中，王世贞也指出了朱熹、王阳明注释的疏陋之处，并说朱注“支离割强，大失子思本意”、“似失之”、“似未彻也”，认为朱熹和王阳明“皆不知圣言之全”。(卷四)
　　王世贞还批评了周敦颐、邵雍等人“有意为经”的做法。他认为，“书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之，是以诞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读庄子》一)(卷一)在《札记》(内篇)中他曾写道：“夫有意为经可乎?周子之《太极图》、《通书》、邵子之《皇极经世》，吾不敢以为无意也”(卷一三九)《太极图说》《通书》、《皇极经世书》是宋代道学的理论源头，周敦颐的“太极”说奠定了以理为本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基础。因此，朱熹对此大为称赏，在《隆兴府学先生祠记》中就认为“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后来道学家所争论的理气关系、动静关系和理欲关系都可以在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中找到端倪。邵雍的“象数学”利用象数的数量关系来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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