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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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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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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发展及其周期变化过程，提出“元会运世”的宇宙循环论和“皇帝王霸”的历史退化论，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他把周敦颐所提出的本体的“太极”归之于“心”(“心为太极”)或“道”(“道为太极”)，对二程把“心”或“道”归之于“理”或“天理”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影响。王世贞对周、邵著作的不满就带有松动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理论基础的意义。在《读(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他曾说“邵子之《皇极经世书》，吾所不敢轻言，而中有捍格而不敢轻信者。”(卷四)口]他认为邵雍“以动静见天地则可，谓动静生天地则不可”；“皇帝王霸以配春夏秋冬之升降可耳，至配生长收藏，抑何赘也”，“抑何其割裂穿凿也。”并进而对全书作了否定：“使此书在宋前，其见排斥而挥斥之藩篱之外久矣。”王世贞对邵雍理论的批评未能脱离儒家阴阳五行的哲学范畴，仍是以孔子的言论为标准，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但就态度而言，他对《皇极经世书》乃至宋代理学风气的批评还是非常激进和直率的。
王世贞还从历史角度对宋朝衰弱的国势与宋儒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考探。在《读宋史》中，王世贞认为在“治”与“统”两方面，宋都应分别向唐、晋称弟。有人问：“宋至濂、洛，继之闽，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为统乎?”王世贞回答道：“仲尼，鲁人也，世卒不以鲁先盟主之晋，而况濂、洛为也!彼以为宋重诸儒生乎?抑诸儒生重宋乎?”(卷五)王世贞在此表明：濂、洛之徒在宋代并未受到重视，而他们的空谈性命也没给弱宋带来任何实效，因而也是不“重宋”的表现。在《书赵鼎传后》一文中，他也认为，“取宋南渡以后之才合晋南渡以后之才比之，大约谓宋略不如晋。止是缘饰儒术可观耳。缘饰儒术，其可观者在此，其没世不振亦在此。”(卷四)可见，王世贞已在“宋重诸儒”、“诸儒重宋”的问题上深入了一层，开始从宋儒身上寻找宋代国势疲软的原因。“空谈误国”的思想初露端倪。
在《读管子》中，王世贞再次述说了宋儒缺乏事功、与世无补的懦弱之态：“昔宋之南压于金若卵矣，而之徒日谆谆以正心诚意之说告其君，至于用略焉。万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车吾兵，不逾时而社稷饱敌矣。呜呼!今安得起(管)仲而将相其才，使之南治岛，北却敌，徐而置濂、洛诸儒于庠序间，雅步高论，藻饰其所不足邪!”(卷 五)[2]对此，王世贞在《读白虎通》中进一步做了阐述：“吾尝谓汉之儒多援经以饰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经。援经以饰事，有远而诬者，然而于事济也；推事以就经，有迩而当者，然而于事不必济也。其济为隽不疑，而其诬至于刘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鉴也。”(卷五)嘲
可以说，以经传为本，以事功为重，是王世贞批评宋儒最锐利的思想武器。王世贞对宋代积贫积弱国势的考察以及对周、程、朱诸大儒所作的经传集注的批评，具有明显的撼动权威、呼唤实学进而回归孔孟原始儒学的目的。
三、王世贞对明代理学的反思
在明中叶倭寇猖獗、鞑靼嚣张、国势不昌而理学极盛之际，王世贞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封建官吏，呼吁如管仲、乐毅一般的治世能臣出现，并要求给“理学热”降温，这是由宋儒重“内圣”向明末清初重“外王”转化的开始，这种向儒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目标的回归就不仅具有学术思想的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在王廷相那里已得到了集中论述，王世贞的重申强化了七子派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回归原始儒学的意识。
在批评“宋儒”的基础上，王世贞对明代道学盛行的状况作了反思。他认为明代道学门派林立，所谓“尊德性’也，‘主静’也，‘致良知’也，‘随处体认天理’也，‘体仁’也，其欲标名而自尊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札记》内篇)(卷一三九)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门派，创立了一系列概念。王世贞认为，只有把这些观念的东西落实在实际的运用当中，才能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的，否则，便是流于空谈，其结果也是适得其反。与此相联系，王世贞对《札记·乐记》中的“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的论断极为赞赏，称之为“美哉言也!”并以此为标准，对讲“天理”和“良知”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给予了批评：“信眉而谈性命，举足而称圣贤，皆不能反躬者也。”(卷一三九)这就揭穿了那些动辄以“圣贤”相标榜，以“性命”为口实的道学先生的真面目。针对明代道学盛行的状况，王世贞发出了自己的感慨：
今之谈道者，吾惑焉：有鲜于学而遮者；有拙于辞
而逃者；有败于政而遗者；有骛于名而趣者；有縻于爵
而趣者；欲有所为而趣者；是陋儒之粉饰而贪夫之渊
也。(卷一三九)
如果说“逃禅”是中国文人的普遍现象，那么“逃道学”可算是明代士人的独特景观，王世贞在此给我们揭示了“道学先生”的种种情态，反映了他对明代道学的总体认识。清代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曾描绘了士人醉心“功名富贵”的各种形态：“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王世贞话语与此段论述在文笔、语气乃至思想上何其相似!如果要撰写一部明代的《儒林外史》，王世贞的这段话便是主题!此外，王世贞把道学看做是“陋儒之粉饰”、“贪夫之渊薮”的思想，在明中叶的思想界尚不多见，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为稍后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所继承。不同的是，李贽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对孔孟之道做了彻底的否定，断绝了道学的源头，而王世贞对道学的否定，恰恰是以回归和复兴孔孟原始儒学为目的。
王世贞认为，“由濂洛而前，其学博而粗，其诣浅，然其人材大，其就实；由濂洛而后，其学精而纯，其诣深，然其人材纤，其就虚。”(《札记》内篇)此段关于儒学发展的评论，极为精当。就成就之虚实和人材之大小两方面论，王世贞潜在地表达了从宋明理学回拨到秦汉儒学的思想。他曾说：“治安之于事也，原道之于理也，孟氏之后无伍矣。”(《札记》内篇)又说：“孟子之学至矣，程叔子、朱子之学成矣，气质之融液微有未尽也；王氏之学几矣，心体之淘洗微有未莹也。”(《札记》内篇)此处“孟氏之学”是指孔孟原始儒学。因为在王世贞看来，“孟子之功在尊孔子之道而伸明之耳”。王世贞把孔盂原始儒学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放在一起比较说明，客观地指出了理学和心学的不足之处，其意不言自明。王世贞还说：“孟氏之告君也，则旁引而达之!程氏之告君也，则逆折而阏之。噫!非孟，吾谁与归!”(《札记》内篇)“非孟，吾谁与归”一句明确表达了王世贞渴望回归孔孟原始儒学的思想，既是王世贞儒学思想倾向的总体概括，也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目标达到了完全一致。
四、王世贞儒学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由上文的阐述可以看出，王世贞的儒学思想虽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但主要以“批评”为主，缺乏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建构。作为一名文人。王世贞的儒学思想与德业儒士(职业理学家、道学家)无论在理论深度还是在范畴体系的构建方面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例如，王世贞对宋儒所建构的儒家经传体系颇为不满，曾有过整理并独自建立一套体系的愿望：
吾尝读《家语》，怪其错杂不精，如所称商羊、萍实
于大道，奚益也?虽然，是宁独无圣贤之言乎哉?自
宋儒表《四子》列于经，独尊《论语》，《论语》行而《家
语》废。乃至如《周礼》、《孝经》圣人经国尽性之书不
得一列学官，使诸儒传习，可慨也。孟子言仁义，辟杨
墨，其功大矣，至于辨理气之属，论君臣之际，未甚彻
也。有任而发者，有矫而致者，于经犹月之于日也。
夫三礼，《周礼》也、《仪礼》也、《曲礼》也。今废《周
礼》、《仪礼》不戢而厕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诸
篇，抑何轻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诠《三礼》而删其歆
莽褒、犹之附会者为《礼经》，尊《论语》而删其非夫子
言者，采《孝经》、《礼记》、《中庸》、《大学》、《家语》之
凡为夫子言而粹者别为经，以配礼而六之。其非夫子
言而稍粹者，如《鲁论》、《门人》、《檀弓》诸家合为传，
与《孟子》翼经而两之，未敢也，聊识于此。(卷五)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即使实现，也很难获得大家的认同。因为即使在当时，已经有人认识到《家语》乃魏晋时王肃所伪纂，他认为《家语》应当和《论语》一起受到推崇并流传后世的想法就不合乎实际。
尽管如此，在“后七子”中，王世贞关于儒学的言论还是最丰富的，我们在其他成员的文集中难以找到如此之多的相关论述，他对宋儒进行的一系列批评在明代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这与王世贞本人试图成为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巨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王世贞学问渊博，于文学、史学、经学多有创获。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还曾立志纂修一代国史，虽未成功，但其《弁山堂别集》中的翔实资料多为清修《明史》时所采纳。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们能够理解他在儒学方面的思考缺乏精深和严密的主客观原因，也认为他的思考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一名文人，他紧承前七子，对宋明理学空疏之弊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既坚守了七子派的复古理想，也与明末清初反对空谈而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相一致，从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此外，王世贞的儒学思想与前七子在观念上基本相同，但在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的方法选择上还存在着差异。前七子成员坚守儒学正宗，基本上把反对佛老异端思想当作己任。而王世贞却在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同时对佛老异端采取兼收并蓄、调和折中的态度。如在《读老子》、《读庄子》中都对老庄思想给予充分的肯定。在《书三茅真君传后》一文中认为，“大抵事玄者不当以其饰而恣为谈，守儒者不必恶其饰而遂生谤，取理而节可也。”(卷七)以道理为旨归，以节制为手段，使守儒者与事玄者相互调和，相安无事，使儒学与玄学在士人的心中归于平衡。这种比较通达的思想前期也有，但不如后期明显。
有趣的是，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不仅在复古的目标和理想上有较多的相似性，而且，前七子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在对佛老异端的接受上也与韩愈(排斥)及柳宗元(吸收)的情况很相似。究其原因，前七子面对的是程朱理学独霸天下的局面，维护孔孟原始儒学的纯洁性为其批评程朱理学的重要目的。后七子所处时代，心学风靡，而心学本身的致思方法与佛老思想有一致之处。因此，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现象在当时比较突出。同时，晚明士人心态的开放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礼佛饭僧成为时尚，士大夫逃禅成为普遍现象。王世贞不可能不受世风的影响。有足够的资料证明王在晚年对佛禅、道教尤为痴迷，曾亲自参与其活动。但无论如何，王世贞尊崇儒学的理念没有动摇，他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更能显出对儒学的一片赤诚，而对理学家文艺观念的批评则表明他始终未脱离文人的身份。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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