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谈艺录》“长吉字法”条云:“戈蒂埃 （Gautier） 作诗文，好镂金刻玉。其谈艺篇 （L’Art） 亦谓诗如宝石精，坚不受刃 （le bloc resistant） 乃佳，故当时人有至宝丹之讥 （le ma-terialisme du style） 。近人论赫贝儿 （F.Hebbel） 之歌词、爱伦坡 （E.A.Poe） 之文、波德莱尔（Baudelaire） 之诗，各谓三子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窃以为求之吾国古作者，则长吉或其伦乎。”这段论述颇具启发性，揭示出镶金嵌玉式的富丽华艳文学乃是中西文学史上都存在的一种创作倾向。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批以金玉锦绣文词著称的文学家，其中北宋的王珪尤其典型，他的诗，当时即被目为辞藻富艳的“至宝丹”体，本文拟对王珪及其“至宝丹”体诗歌作一些评析。
王珪（1019—1085），字禹玉，华阳（今四川成都市人），累官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从登翰林到掌制诰者近二十年，朝廷的高文典册多出其手。他的诗流传至今约二百六十余首，几乎全是近体律绝，宋元人评其诗云:
王禹玉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以白玉为对。 （《王直方诗话》）
岐公诗喜用金璧珠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也。 （《后山诗话》）
禹玉弱冠甲科出欧公之门，许光凝撰集序谓其“不出都城致位宰相”。其诗喜用金玉珠碧，以为富贵，故其兄讥为至宝丹。予谓岐公诗多富贵语，惟如此富贵人能为之。 （《北宋人小集跋》）
禹玉为词臣则摛藻细润，典雅劲健，未有后来全句长句之病，时号为至宝丹，以多用金玉锦绣之类。 （《瀛奎律髓》）
以上评论，都指出王珪诗富丽精工，故世号为至宝丹。“至宝丹”之名，来源于古代医药名。据《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载，最早金代刘元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即已有所记载，可以肯定，在刘书之前，这剂药早已发明，且广为人知，不然宋代文人不会想起用它来比喻王珪的诗。“至宝丹”主要功效在于化浊开窍，清热解毒。内含成分有生乌犀、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金银箔等，由于此方药物多为珍稀难求之动物、矿物和树脂类药材，价昂而功效著，故名“至宝丹”。用药名来形容出王诗雍容高华的艺术特征，颇收惬心贵当之效。只是何人首先用“至宝丹”形容王诗，今已不可考。
理解“至宝丹”体的王诗，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把握其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上的富丽华艳。王诗犹如举止气质秀雅高贵的贵胄王孙，不但外表鲜亮，更从骨子里显现出一股富贵气。王珪并非是在诗歌中有意透露其财富充足、势力显赫，他是通过整体风貌的温润华丽显示雍容富贵。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云:“人言居富贵之中者，则能道富贵语，亦犹居贫贱者工于说饥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 非富贵，则其诗章虽不富贵，得乎?”确是这个道理。请看《恭和圣制上元观灯》:“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峰来。镐宫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元丰年间的一个元宵节，神宗携群臣登御楼观灯，诗兴大发，写下御制诗，左右大臣纷纷依韵恭和，上面这首就是时任左相的王珪的和诗，据葛立方《韵语阳秋》载，神宗“独赏禹玉诗”，“云妙于使事”。此诗立意内涵并无可取，但对仗精工，辞采华美，又能将适宜上元节使用的有关典故巧妙地组织在一起，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富丽堂皇气象，故而葛立方称为“工妙独绝”。覆按王珪的《华阳集》，类似颂圣德、歌太平的诗所在多有，《大飨明堂庆成诗》、《依韵和元参政喜雨四首》、《郊祀庆成诗》等都很典型。
王珪擅长在诗中铺陈舆服器物之盛，笔下经常出现金炉、玉几、银蟾、紫衣、朱阁、宸香、琼钩、仙草、海珠等富丽名贵的意象，把这些极尽人间奢华的珍贵名物适当组合在诗里，自然能使作品萦绕一股雕润富华的气派。如“晓日初临金阕动，春风正与玉杯期” （《依韵和曾侍中谢二府相顾》） 、“珍重九霄新赐得，好同仙露荐朝食” （《依韵和蔡相公宣赐金橘》） 、“香车□辘红尘里，紫阙岧峣瑞气间” （《依韵和梅圣俞从登东楼三首》） 、“翠凤有时翻瑞影，银蟾通夕堕清津” （《题道录陈景元中太乙宫种玉轩》） 等，意象都是皇家、仙境的祥瑞名物，显得优美典丽，诗给人的感觉亦精美工致、新艳高贵。其次，与多用精美意象相联系，王诗语词的色调以明艳绚丽为主。王珪最喜用的颜色是“金”，金殿、金鼎、金凫、金盘、金钟、金人、金阕、金刀、金钉等等，满纸灿烂;其次是银、黄、白、绿、紫等。在一首诗或一句诗里，将多种鲜艳明丽的颜色字搭配安排，尤能见出绚烂华贵的气派，如“雨润紫泥昏诏墨，风吹红蕊上朝衣。玉堂燕子应先入，朱阁杨花已半飞” （《较艺将毕呈诸公》） 、“几思汉殿金盘露，恣阅蓬山绿字书” （《自述》） 、“黄欺晚菊垂金砌，圆并明珠落钿盘” （《依韵和蔡相公宣赐金橘》） 等，都是数种色彩配合使用，视觉上给人强烈刺激，进而在心理上产生典丽富贵之感。王珪犹如一位擅长工笔重彩的画家，倾力描摹，敷彩设色，构造五彩斑斓的画面，呈现出绮密瑰妍的气象。
细绎《华阳集》，除了上述以金玉写富贵的近俗之作外，也有少数不言富贵而富贵自在其中、气象高华的篇章。如《梅花》诗云:“冷香疑到骨，琼艳几堪餐。半醉临风折，清吟拂晓观。赠春无限意，和雪不胜寒。桃李有惭色，枯枝试并栏。”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说:“其香到骨，其艳堪餐，起句十字已不苟，中二联皆清爽，不可以至宝丹忽之也。”从描摹梅之香艳到倾心梅之风骨，情感基调雍容和缓，语言温润秀洁，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色，与前文所举满纸金玉之作已有区别，格调提升了，可算得“文章富贵出乎天然”。还有如“气动千峰翠，光浮万瓦鳞。南亭一驻马，十里望青春” （《雪晴》） ;“天衢夜失清蟾魄，海国寒飞白鹭涛。谁共危楼凌爽气，左持樽酒右持螯” （《秋雨》） 等，雕琢痕迹略轻，可惜这类比“至宝丹”体格调稍高的作品在王集中数量太少了。
“至宝丹”体的突出特点是镶金嵌玉、雕润典丽，而王珪又是宋代成就较高的骈文大家，四六文和诗歌一样讲究对仗、声韵、辞藻、用典;那么王珪诗与文之间是怎样一种艺术关系?正如玉溪诗与樊南文、杨亿的昆体与其骈文消息相通一样，王珪的四六写作跟他写诗也产生了密切联系，并且深刻影响到他的“至宝丹”体的艺术特征。《四库全书〈华阳集〉提要》评其骈文云:“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伋、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不少宋人笔记、诗话，都谈到王珪四六用事赡切、对仗精工，限于篇幅，不再征引。虽然写骈文与作诗有着相辅相成的艺术关系，但考虑到六十卷的《华阳集》骈文占到五十三卷而诗仅七卷，加之王珪骈文的用典与对句数量远远超过其诗，显而易见，其骈文对诗的艺术借鉴作用自然要大得多。王珪四六的精于用典对偶，正可看成为写诗做材料上的积累与技巧上的训练。将王珪的诗与骈文比照而读，其间颇有相同的典故与近似的对句;更重要的是，骈文的对偶用典之 绮丽高华直接影响到王珪“至宝丹”体诗风的形成。
通过上面对王珪“至宝丹”体的艺术分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初的“西昆”风味，进而轻率地推断王珪诗风就是刘、杨昆体的一种延续。果真如此吗?一个有意味的信息是，王珪与欧阳修有门生座主之谊。王珪系庆历二年（1042）进士，他先应武成军州试，当时欧阳修任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参加试士，因了这层关系，王珪被目为“欧门弟子”。众所周知，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在运动中他起了摧陷廓清的主导作用。诗文革新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嘉祐二年（1057）的知贡举事件，这次科举考试对于诗风文风的改革乃至端正宋代文学的发展方向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载，“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十五年后欧阳修与王珪师生又一同主持试举，堪称文坛佳话。《蔡宽夫诗话》云:“座主门生同列，固儒林中之盛事，而玉堂尤为天下文学之极选，国朝以来，惟此二人前此未之有也。”
这次科举考试还有一个文学“副产品”，五位主考官加上小试官梅尧臣，“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吏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加于风刺，更相酬酢”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这部唱和集已佚，但从欧阳修、梅尧臣、王珪的集子里还可找到不少（欧、梅各三十余首，王珪约二十首）。试看王珪的《呈永叔书事》:“诏书初捧下西厢，重棘连催暮钥忙。绿绣珥貂留帝诏，紫衣铺案拜宸香。卷如骤雨收声急，笔似飞泉落势长。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作品由自己奉诏主考说起，谈到连日来的繁忙、皇帝派使宣诏、考场紧张与士子的专注等，最后从今日之考试忆及十五年前自己登第，感觉今日能和老师一起主持考试真是无上光荣。纪昀评云:“颇有气格，惟三、四稍冗。” （《瀛奎律髓汇评》卷二） 欧、梅等开创了宋诗崇尚气格的风气，而王诗之“气格”恐怕正来自对前辈老师的学习与借鉴。不过，他到底不脱馆阁词臣的习气，“绿绣”、“紫衣”云云还是略失雕琢。此外，王集中近二十首和欧、梅唱和的作品大多雍容和缓，近乎欧阳修的流丽宛转风格。王集中还有一首难得一见的七古《和永叔思白兔戏答公仪忆鹤杂言》值得注意。欧阳修的七古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王珪和诗基本上是对欧诗亦步亦趋的仿效，语言清新流畅，风格流丽舒缓，体现出欧、梅等“新宋诗”的风格气象。
但是，能否把王珪归入新变派的阵营?恐怕也不合适。当时新变派除欧阳修较显达外，大多是中下层的文士，而王珪的仕途太顺利了，平生未曾迁谪，多代言应制之词而无放逐感愤之作，故其诗多富贵气。如果他也像梅尧臣一样沉沦下僚，后来的诗风必然不会那样雕润绮丽。人生道路对诗人风格的影响实在不容忽视。
梅尧臣有诗羡王珪云:“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谢永叔答述旧之作和禹玉》） 在梅尧臣眼里，翰林学士甚至比封疆大吏还要荣耀显贵，他对写一手“至宝丹”体富贵诗而位至宰辅的王珪艳羡不已。假若梅尧臣仕途得意，高官显达，大约他的诗也不会如此平淡而多穷愁之音了吧。因此，对王珪诗的恰当定位应是:沾溉新变派的膏馥而不脱富贵气的馆阁词臣之诗。
一般论家对王珪诗的评价并不高，“至宝丹”云云大约还是贬抑的成分多些。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镶金嵌玉的颂圣文学历代皆有，王珪则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家，他的“至宝丹”体确有特色，对后来明代的“台阁体”、清代某些馆阁词臣之诗都有一定影响，研究其诗即可认知一体，聊备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