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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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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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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雍正帝禁止官吏蓄养优伶，大半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他认为，外官蓄养优伶，“非倚仗势力，扰害平民，则送与属员乡绅，多方讨赏，甚至借此交往，夤缘生事”，故称“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督抚若访查不力，或故意循隐，将“从重议处”。乡间演戏，或禁或准则区别对待。乾隆初年，所禁者乃充满“媒亵之词”的淫戏，“忠孝节义”、历史掌故、神仙传奇则不在禁之列，且“凡各节令皆奏演”，并不时用演戏招待域外来宾，故“内廷内外学伶人总数超过千人”。但对地方戏却采取压制之政策，称：“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有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直至嘉庆初年，“苏州钦奉谕旨给示碑”尚称：
乃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蝶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
在此前后，查禁地方戏，每每出现于各级官吏的奏折中，如两淮盐政伊龄阿于乾隆四十五年所上奏折：
查江南苏、扬地方昆班为仕宦之家所重，至于乡村镇市以及上江、安庆等处，每多乱弹。系出自上江之石牌地方，名目石牌腔。又有山陕之秦腔，江西之弋阳腔，湖广之楚腔，江广、四川、云贵、两广、闽浙等省皆所盛行。所演戏出，率由小说鼓词，亦间有扮演南柬、元明事涉本朝，或竞用本朝服色者，其词甚觉不经，虽属演义虚文，若不严行禁除，则愚顽无知之辈信以为真。亦殊觉非是。
同年，苏州织造全德于所上奏折中亦称：
奴才前在九江时闻有秦腔、楚腔、弋阳腔、石牌腔等名目词曲，更涉不经，恐其中不无亦有违碍语句、扮演过当者，自应一律查办。
同年，直隶总督袁守侗于所上奏折中摘上谕曰：
再壹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等语，自应如此办理。
江苏巡抚闵鹗元亦谓：
臣查曲本流传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所演剧本大都本之弹词鼓儿词居多，较之昆腔演本，尤多荒诞不经。
其他如广东巡抚李湖、湖南巡抚刘墉、江西巡抚郝硕、继伊龄阿之后的两淮盐政图明阿，均曾于奏折中申明此意。这一较为集中的剧作内容清查与地方戏之查禁，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与人清以来严酷的文字狱相呼应，追查戏文中有否“关涉本朝”的“违碍之处”。二是地方戏运用“方言俗语”，“鄙儇粗浅”，系“乡邑随口演唱”。“任情捏造”，“荒诞不经”，“奸淫邪道，悖伦乱常”。“非比昆腔传奇出自文人之手”。较存雅道。当时，演唱秦腔的名优魏长生，至京师后不久便“名动京师，观者日至千余”，许多王公贵族、朝中贵吏，“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以致其它声腔的戏剧门前冷落，无人过问。然而，以其所演多男女情事，妩媚调笑，“极诸亵贱”，不久，便遭到查禁。昭楗《啸亭杂录》卷八，曾描述这一情况说：“近日有秦腔、宜黄腔、乱弹诸曲名，其词淫亵猥鄙，皆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听。有时可以节忧，故趋附日众。”然终因朝廷的查禁，使花部戏在京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尽管“其调终不能止”，但毕竟受到极大限制，以致影响到在各地的传播。
上层统治者既喜欢戏曲，同时，又对戏曲存有戒心。这是因为，“在任何戏剧中，都可以感觉到一定的规范和对规范的破坏”，“戏剧主人公也就是仿佛始终综合着这两种相反的激情——规范的激情和破坏规范的激情的戏剧性格”，“悲剧主人公是用最大的力量同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法则进行斗争，那么，喜剧主人公一般地就是反对社会法则，而闹剧主人公则是反对生理法则”。而且，艺术的真正本性，往往“总是包涵有改变克服普通情感的某种东西”，凸显出与现实秩序、法则的不相谐和，何况崛起于民间的花部?它所表现的，不是“叫人膜拜的古典世界，而是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其间有“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渴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对公案、神怪的广泛兴趣，……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种种庸俗、低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那么高级、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倒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是对长期封建王国和儒家正统的侵袭破坏”。自然对封建秩序存在着潜在的威胁，统治者的下令禁止则是意料中之事。
然而，面临诸多的政治高压，花部却兴盛于扬州。人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扬州濒临长江，金陵、镇江又近在咫尺，正所谓“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自古以来即为重要的通商口岸。至明、清，更是盐业巨子聚集之地，富豪贵吏流连之所。人称扬州“大抵有业者十之七，无业者十之三。而业鹾务者任职不重，是以士耽乐逸，甚于他地”，竞尚豪奢之风由来已久。“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扬郡着衣，尚为新样”，以时髦为荣。且追求口腹之欲，“烹饪之技，家庖最胜”，“风味皆臻绝胜”。“扬州盐务，竟尚奢丽，一昏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妻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还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买尽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
这类人既有钱又清闲，自然想寻求精神的愉悦，就观众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吸引他们到剧场来的东西中没有比想得到娱乐的欲望更强烈的”，戏剧“是从聚集观众开始”、“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观众是戏剧存在的前提。扬州既然是富豪贵吏聚集之地，与之相适应的服务行业自然得到发展，市民阶层人物大为增多。如此一来，便大大刺激了艺术市场的拓展与文化娱乐的消费。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的扬州，除人们所熟知的评话、小唱及各类戏曲表演外，仅杂耍之技就有竿戏、饮剑、“壁上吹火、席上反灯”、走索、弄刀、舞盘、风车、簸米、踩高跷、飞水、摘豆、大变金钱、顶竿、摆架子、西洋镜、猴戏、肩担戏等数十种。富商、仕绅为了装点门面，炫示财富，蓄养戏班或请优伶来唱堂会，则是习见之事。若果禁戏，他们那空寂无聊的生活自然难以打发。而且，他们占有相当多的物质财富，连皇帝对他们都另眼相看。所谓禁戏，在他们那里根本起不到作用。他们不仅看戏，而且还想方设法让皇帝随时随地能看上戏。如商总江春，本为诸生，却被赏布政使衔，曾筑康山草堂，延揽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尝满”，“曾奉旨借帑三十万，与千叟宴”。乾隆帝南巡，“绅商咸推江鹤亭者为领袖，总司供奉事宜，议以女乐博天赏”，可知，江春曾直接组织女乐参与接驾之事。
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御道，自北桥始。乾隆辛未(1751)、丁丑(1757)、壬午(1762)、乙酉(1765)、庚子(1780)、甲辰(1784)，上六巡江、浙”，均曾住扬州。正所谓“清晨解缆发秦邮，落照淮扬驻御舟”。而且，辛未、丁丑南巡，扬城之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家园亭，均是乾隆帝必临幸之地。“道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过皆然”。上述各大姓，大多为业盐巨商。这便为富贾陈献戏乐提供了方便。新河本为运草人城便道，为迎圣驾，才数次疏浚，以直达天宁门行宫。两岸设档布景，名其景日华祝迎恩，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由“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接圣驾。所设香棚，装饰华美，“上缀孩童，衬衣红绫袄挎，丝绦缎靴，外扮文武戏文，运机而动”，且有锣鼓、乐器伴奏。乾隆帝尽管有些厌其喧闹，但毕竟盛情难却，倒也乐意观赏，并赋诗云：“夹案排当实厌闹，殷勤难却众诚殚。”当时行宫建有四处，一在金山，一在焦山，一在天宁寺，一在高曼寺。天宁寺行官就建有戏台及御花园。梨园子弟并佩有巡盐御史署所发的腰牌。在南巡期间，他们凭牌出入于园亭寺观，与工商、亲友一例看承。这则在客观上提高了优伶的地位。
该书卷五《新城北录》下又载：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嫠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风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倒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迭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 这无疑为花部的传播拓宽了途径。商总江春，酷爱戏曲。伶人刘亮彩以演《醉菩提》全本而得名，人江班，但“江鹤亭嫌其吃字”，后闻有“戏忠臣”之称的朱文元来投，遂“喜甚”。江春爱名伶余维琛风度。“令之总管老班，常与之饮及叶格戏”。四川魏长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尝泛舟湖上，一时闻风，妓舸尽出，画桨相击，溪水乱香”。花部既然得到官商大贾的扶植，且同昆腔一样，均被组织进“备演大戏”以迎圣驾的演出队伍，无疑大大提高了花部的声望，促进了花部的兴盛与发展。本地乱弹勃起，“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间用元人百种”，纷纷演出。尽管“音节、服饰极俚”，但同样可演出于祷祀等极严肃的场合。“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有意与昆腔争雄，占领演出市场，“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黄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郡，继或于暑月人城，谓之赶火班”。同时，为博取厚利，刻印戏曲者亦不乏见，“郡中剞劂多刻诗词、戏曲为利。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这又进一步加速了戏曲传播。由此可知，商人的运作，虽意在“博天赏”，但在客观上对花部的繁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为花部自身的完善、艺术上的精进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还拓展了它的生存空间，很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后来。乾隆帝虽多次示意查禁花部，但关注的多是京师一方的文化市场，而对扬州却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以致当两淮盐政图明阿欲将“各种流传曲本尽行删改进呈”时，他斥之为“稍涉张皇”，“办理未免过当”，“致滋烦扰”。这一文化政策的调整，或与其多次在扬观剧的经历有关。
三、剧坛争雄——完善自身的良机
乾隆之时，是花、雅争胜的时代。这在多种文献中均有反映。剧作家蒋士铨在所著《西江祝嘏·升平瑞》一剧中，叙及提线傀儡班将演出于江西南丰。当别人问及“你们是什么腔，会几本什么戏”时，班主回答：“昆腔、汉腔、弋阳、乱弹、广东摸鱼歌、山东姑娘腔、山西卷戏、河南锣鼓戏，连福建的鸟腔都会唱，江湖十八本，本本皆全。”蒋氏为江西铅山人，所言或有所据。清人徐孝常，在为“江南一秀才”张坚《梦中缘》传奇作的“序”中亦谓；“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饮食者吸鲸填壑。而所好惟秦声啰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朋然散去。”说明花、雅之争胜，非扬州一地个别现象，已波及全国许多地区，且昆腔已呈衰微之势。尽管如此，由于最高统治者的保护和扶植，昆山腔的正统地位，依然没有动摇。对花部持有偏见者，不乏其人。即以张坚而论，“为文不阿时趋尚。试于乡，几得复失者屡屡”，乃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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