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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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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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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参与有关。花部剧作，“问用元人百种戏”或明传奇，但在情节、排场等方面做了大量改动，已远非本来面目。如《打店》，很可能是从沈琛《义侠记》中“释义”一出化出，但加大了插科打诨与调笑，使喜剧色彩变浓，显然是经过了文人的再加工。扬州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各类书院亦甚多。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三载：“扬州郡城，自明以来，府东有资政书院，府西门内有维扬书院，及是地之甘泉山书院，国朝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其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角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这些教育机构，培养出一大批文学人士。乾隆之时，著名文士如朱孝纯、姚鼐、王文治、张宾鹤、朱贫、罗聘、张道渥、陈祖范、杭世骏、周升桓、蒋宗海、金兆燕、蒋士铨、赵瓯北、王嵩高、李保泰、谢溶生、任大椿、洪亮吉、孙星衍等，均曾在此留恋不去，或寄居于此。扬州一代成了文人的渊薮。马日瑁、马日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江春的康山草堂，亦是延揽文人之地。
诗词唱酬，看戏赏曲，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文人观赏戏剧的眼光，一般都比较苛刻，这为花部戏班在名优、名班林立的扬州生存带来了难度，势必在演技上下大力气，何况文士中不乏赏曲名家。如“好诃曲”的程志辂，“凡名优至扬，无不争欲识”。“山中隐君子”詹政，能指出戏班“数日所唱曲”，“某字错，某调乱”，令“群优皆汗下无地”。文人对戏曲活动的参与，使得花部表演艺术渐趋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
由上述可知，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兴盛与发展，都是多种社会条件、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花部当然也不例外，是扬州特有的地域文化沃土，培育出这枝文艺新芽。扬州富商众多，又是文人渊薮，二者之间交往频繁。如此一来。使得商人在追逐刀锥之利的同时，又多了几分书卷雅气。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士们在舌耕笔播的同时，对商人习气以及世风流俗，由排斥、拒纳转而为宽容与认可，眼界上开阔许多。富贾与文人的融汇与互动，促成了扬州一地兼收并包、较为开放的社区文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定会挑选合乎他们性格的娱乐”。正如有人所说：“客观形势与精神状态的更新一定能引起艺术的更新”，花部戏曲基本形态的形成，正与这种特殊的社区文化密切相关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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