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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诸个人,又要求诸社会。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不是减轻而是“火上加油”式的内部情感、心理迫压,如亲情疏离,家庭生活中或者因公众交往剥夺、或者为彼此交流少而发生“现代家庭温馨淡薄、幸福感缩水”的症候,甚至有家庭破损与家庭危机存在。还有缺乏安全感、亲近感、意义感的心理因素作祟。如此等等,不免造成现代人的“城市—现代”心理症候。据统计,全球有一亿人口遭受心理疾患的折磨。这种个体内心的不平衡、不和谐,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这里就需要一种文化的消解与文化的补充。这就是社会生活与活动的合理安排,工作压力的相对减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良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协调与整合,等等。这里涉及体制、制度、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等方面的文化内涵。 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这种个体、群体、公众之间的矛盾协调与关系调适的文化。由于对长时期以来的遏制个人、集体高于一切的反弹,人们心理上,尤其青年人的心理上,重个人、轻群体,个人第一思想,容易造成个人的内心失调和与群体的纠葛、矛盾,造成不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需要提倡、发展、建设这种正确处理个体—群体关系的文化,以化解矛盾,消除不和谐。
五
为了构建上述四个方面的和谐文化,我们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工作需要做。
(1) 坚决、切实地贯彻、执行、实施科学发展观,是首要的、根本性战略性的任务。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同时保证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并导致个人的心身舒适畅快,从而保持个体内心的和谐。目前,尤其值得十分注意的是切实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环保意识,决不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长江,都遭到严重破坏,鄱阳湖、洞庭湖、太湖,也都遭污染。最近出现的太湖污染事件以及对太湖治理的紧急措施,是很现实的严重警告。除了污染,还有过多提取地下水,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物种灭绝、破坏山川河流森林草地等戕害自然的行为,虽然或能取得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但是,影响相邻地区、破坏大范围的自然,后续破坏与污染严重,其代价远远超出所得效益,得不偿失,莫此为甚。
(2) 缩小收入差距,是建设和谐文化,保持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的重大保证。社会收入不平衡,破除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承认阶层和个人间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理的、必需的存在。但是,这种差距一定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矛盾,造成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及此,并且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制订了政策。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差距的存在,其幅度之大,仍然在引起阶层间的不和谐。在建设和谐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建立各阶层应具的“合理阶层意识”、“阶层自觉意识”的文化心态,也是十分需要的。
(3) 反对贪污腐败,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方面、必备条件。贪污腐败所造成的社会不和谐,是显而易见的。人们的愤恨,是不和谐的重要社会表现。贪污腐败所造成的不和谐是多方面的。表层的是,合理收入、劳动所得与巧取豪夺之间,巨大的差距所造成的人们的不满和怨愤所造成的不和谐。但更深层的是,这种社会现象所引起的不良影响,对于社会公德的破坏,对于制度、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以及对于人心的败坏。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造成的社会不和谐是多方面的,深刻的,是对社会肌体、对民族素质的破坏。
(4) 关心弱势群体、扶助困难群体、关注高危群体,是和谐文化建设上的重要一环。这几个特殊群体,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他们与全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和谐。老弱病残,是每个社会都会有的。而在社会急剧转型、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弱势群体的产生和增长,尤其显得突出。我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而独生子女所造成的幼小群体,特别是危害青少年的犯罪活动增长,等等,都引起弱势群体的增加,成为社会必须关注的一群。弱势群体中的经济困难户、下岗职工的贫困户以及其他社会原因造成的困难家庭,组成了一个人数不少的困难群体。他们需要必须的经济帮助和其他生活关怀。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固然需要必要的经济支援、经济投入;另一方面,同时需要文化的关怀、文化的亲近。即需要一种爱的文化心态,一种从内心里关爱这些群体的文化。
所谓高危群体,是指潜在的犯罪人群。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大案、要案的犯罪人,在地域上,多集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其文化程度一般在文盲到小学初中之间。这构成了一个高危人群及其相对集中地。对他们的关注,就是要防患于未然,要化解矛盾于事发前,要调解、协调、教育以至威慑。这里也需要一种文化心态,即对于社会矛盾的了解、掌握和正确认识,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政策精神,对高危人群也能够进行耐心教育,引导他们进步、导使其转化的那种文化精神。
(5) 普遍的社会问责制的发展建设,是普泛的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与措施。所谓问责制就是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社会组织的所应负的具体责任的“是问”与“追问”、“责问”。首先是普遍的责任范围的确定与责任律令的制定;其次是责任制度的制定;最后是追究责任的制度之制订。有了这些,就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活动、交往中,实行这种问责制。“各行其是,各问其责”,大家都对社会负责、对组织负责、对团体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层层负责、层层问责,从而造成一种人民生活于良好秩序、安全机制、稳定状态的社会空间,彼此和谐、社会和谐。
(6) 普遍的和谐文化宣传教育与和谐文化倡导。我们曾经长时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生活指导和社会文化倡导中,斗争哲学曾经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行为准则。“和为贵”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已经被打入文化冷宫。因此,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号召和奋斗使命提出来时,我们还需要开展一种消除积存影响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一种文化倡导,即和谐文化精神、文化态度、文化心灵的培养。这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奏效的。这既需要实践的培养和锻炼,又需要理论上、理性上的宣传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学校到机关,从工厂到企业,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都需要这种宣传教育和心灵养成。
(7) 在这种建设和谐文化的过程中,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用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不仅是饮水思源的需要,而且因为中华文化中,拥有较之其他民族更丰厚、更优秀、更具有民族特色与民族特长的文化资源。钱穆指出,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开物成务”,是外倾性文化;中国文化是“人文化成”,是内倾性文化。外倾文化“偏重在物质功利”;而“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思想上创造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1］。一个是以人定胜天、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取得人间财富和福利生活为荣。一个则信奉天人合一,天、地、人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在同自然的根本关系上,在对自然的哲学态度上,中华文化在基本精神和文化方向上,更为符合和谐文化精神,更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大同世界”、“和而不同”、“和为贵”,作为和合文化的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和谐精神、和谐理性与和谐理想。仁者襟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等处理人际关系的和谐文化观念,这都是中华文化中可取可用的和谐文化资源。
六
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和谐文化中,根据目前的状况来说,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社会的和谐”两个方面的文化。我们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工业发展,为了经济效益,为了GDP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忽视了环境的保护,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成本,使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使自然遭到严重破坏。太湖的严重污染,无锡饮用水危机；山西开采煤矿所付出的几千亿的环境损害,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水患,全国三十多个城市的每年递增的下沉指数,以至黄河、长江的污染与枯水、断流和水灾,带来的直接的和伴生的、连锁的经济损失和虚拟治理费用,均需以亿为单位来计算和投资。这既表现为一种经济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状态。如果从“源头”上来说,还是我们文化思想上,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和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文化态度与文化胸襟。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养育自然,重视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把环境成本计入,如果使环境遭损害、被污染,宁可不发展或暂缓发展,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和谐文化的重中之重。
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反对贪污腐败,建设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文化,提倡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替人民谋利益,而自己则节俭、朴素、亲民、勤政这种“为官的文化心态”,是建立和谐文化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上述两个文化状态的改善,是建立和谐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方面。在人们主观上这两种文化心态的优化,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而和谐社会构建上的进展,又会扭转和促进人们文化心态的良性变化。两者辩证互动。
参考文献:
[1]钱穆 中国文化丛谈［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71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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