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南传统人居的宜居环境深深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族居特点，祖宗崇拜的至高无上，象征着父系制度的男权政治。湘南人居村落的治理目标，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德治，德治的依据为礼。其统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当时的社会和谐。湘南人居的建筑装饰的文化取向，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中庸。这种中庸文化的审美取向，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建筑的平衡与稳定，但也容易形成机械式的既定格式。湘南人居村落民俗文化具有兼容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和而不同的民俗民风。

　　关键词：宜居；宗族；德治；中庸；溶合
　　
　　湘南传统人居现存较多的是明清以降散落在湘南各地的很少部分民居，大致分布在衡阳以南的永州、郴州等地乡村，如郴州的板梁村、阳山村、魏家村、三阳村、广发村、郭家村、樟树下村、下湾村、聚龙居、神下村，永州的千岩头、周家、六仕町、龙溪、大河江、访尧、东门、楼田、小坪、龙村、龙岭头、田广洞、普美、上甘棠、兰溪、朱家观、宝境、平田、礼仕湾、下灌、路亭、西湾，等等。大部分人居建筑处于残破败落的境地，但却可以从中窥见湘南传统人居的居住环境、文化习俗、建筑等特点及家族活动等人文景观，也可以从中发现其所承载的各种文化信息，为我们当代人居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一、宜居——湘南人居环境的终极目标
　　
　　从湘南传统人居建筑分布的情况来看，首先是传统人居非常看重宜居的环境，即地域特征。传统人居的地域性深深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文化概念，几乎所有的村落布局建造都打上了风水文化的烙印。总体来看，以“天人合一”观为哲学思想，以五行四灵分位图式为推演根据，以对各种“气”的判断作为“凶”“吉”的核心形式。具体操作起来，依山傍水是风水堪定的基本准则与要求，这实质上也是人们生存生活的必备环境条件。如永州江永县的千年古村上甘棠村，村子的北面是翘首耸立的昂山，南面是傲然挺拔的将军山，村子背后是坡度平缓且中部稍稍陷落的滑油山，周围的山势都是面向村子围着。按照风水文化的说法，滑油山就是一把太师椅的靠背，颇有地气、阳气和生气。上甘棠村就是端坐在这太师椅上的明珠，其福运可想而知。山脚下到处有暗洞，从暗洞里流出来的泉水汇成一条小溪，小溪沿着山脚壕沟，从村后流进两口终日水满而不溢的大塘，塘底有暗河水流出。这符合风水流转不停、福满运满的大吉说法。村前，是由谢沐两水汇合而成的一条名叫“谢沐河”的小河，是江永桃水的主要支流。村子成月崖形，南北两头与高山相接，村前的谢沐河与村后的石壕沟成了两条护城河，村落里的人们便在这大吉大利形同半月的小岛上建筑了自己的家园，历经千年不衰。可见，上甘棠村是一个典型的符合风水文化规则的适宜人居村落。山不管高矮大小、形状不管有何差异，人居建筑总是可以找到其理论文化依据，并且赋予其风水宝地的种种解读。这种种解读必定能符合人们各种生活的文化的企求与需要。而水不管是大江大河还是小小溪流，都是风水文化所必备的标准测定，其水流大小及流向也必定符合人们理性考虑与实用需求。所以，风水文化中所透露出的信息，给出的最后答案，是要满足人们居住的生活要求与标准，其间的文化阐释的最后归宿无不落实于此。宜居与舒适是所有风水理论文化的终极目标。但此种以风水理论测定的环境选择，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与变通性。尽管湘南大环境相差无几，但具体在一个村落、一户人家、一栋居室，其宜居性诉求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有的房屋座落朝向上的考虑，如果其适宜的程度与风水观念发生偏差，有时为了满足风水说法，甚至可以稍微牺牲一点宜居性。但具体在建造房屋时，又尽量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宜居。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有的房屋在堪定高低时也有些不同的说法，但都可以圆满解决。当然，由于时代及经济基础的原因，其宜居的通风、采光、舒适都有一定的局限，但这些都基本达到了当时人们的要求与愿望。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祖辈居住在此地的人们，都从风水文化中找到适合自己愿望并能居住生存下去的精神依据和物质满足。这就是风水文化的神奇力量。不管是从审美角度看，还是从实用角度看，风水文化始终伴随着人居，不断地生发着无穷魅力，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是依托人居而不断发展的一大文化景观。
　　从古村落人居的宜居性可以读出以下几点意义：1、村落人居的生活状况——安定。从留存下来的所有人居来看，典型的宜居核心表现是居住生活的安定。村民世代居住在祖先经过多年经营的居所，生活安逸、自然有序，从出生到成长没有什么重大的变故，人生活在其中，感到无比的安然稳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年年如此，世世如常。2、村落人居生存的精神状况——贫乏。在超稳定的生活状态中，人们没有什么精神追求与理想，一切均已安排妥当，一切都任其自然，只要能够存活下去，便没有必要去做各种冒险的变动。一切思想的智慧都被凝固静止在这超安定的生活状态里，丝毫谈不上改革创新。人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成了一群思想精神高度僵化了的高级生物。3、村落人居的幸福指数——偏低。古村落人居的感觉是一种内向的保守的相对较为落后的居住环境，人居住其中的幸福指标处于一种偏低的状况，只能满足一些基本的生活诉求，低层次的生存需要。由于缺乏思想的追求与革新的愿望，此种偏低的幸福指数及生存缺失是不会被古人主动觉察的，需要外力才能打破其僵化的格局。现代社会，农村的古村落已经很少有人乐意居住，他们纷纷搬出旧的村落房屋，重新盖起了现代的房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村落被一层层的新型现代房屋所包围。当然，这种新型现代房屋也是低水准的。古村落房屋基本上处于一种空置状态，有的迅速走向破败。如果国家不加以保护和利用，古村落的最后消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古村落的人居的意义已经不是现代人理想的居所，而主要是供现代人用文化的观点去审视考察，寻找本民族祖先的生存轨迹，想望一下祖先的辉煌与局限，从中窥见中华文化在人居中的神奇与美妙。
　　
　　二、宗族——湘南人居村落的族居特点
　　
　　湘南传统人居基本上是以宗族为主居住的。这从房屋建筑结构，起居空间的安排，村落的整体布局，祠堂的位置及建筑模式中不难看出，其中折射出的文化符号无一不是围绕着家族组织的需要而展开。此种宗族一体化居住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从远古直到近代大体如此。这与中华民族的生息方式与文化特质息息相关，与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历史有关。这种农耕文明实质上是私有制的产物，宗法制度是伴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制而产生的，其中的象征便是各式各样的图腾。从中国最古老图腾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图腾阶段大体反映从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古代神话记载，母系社会最后一位女首领简狄，因为在丘河之滨拾到一只蛋，吞了下去，生下了契，这意味着从商代的契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到了父系氏族。这种演化在世界各民族那里差不多。以男性为家长的父权制家庭，丈夫掌握着主宰家庭的权柄，妻子则被贬低，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这实际上是男子独裁制。而在中国则是在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之后，氏族没有解体，由氏族转化为家族，图腾崇拜逐渐演化成了祖宗崇拜。
　　祖宗崇拜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在中国，祖宗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他们简直是后代子孙生死荣辱的依据与目的。比方说生孩子，是为了列祖列宗香火旺盛；又比如要干一番事业，是为了光宗耀祖，有了成绩，是祖上积德，有了错误是辱没先人。中国人之所以敬祖，是把祖作为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后来氏族变成了国家，祖便成了国家的象征，所以叫祖国。由于宗族的祖宗主要是男性，人居村落的布局结构都是以家庭为细小单元，而家庭中户主则是男性。例如永州江永的上甘棠村历时千余年，世代传承达32世之多，时至今日，上甘棠村现有居民435户，人口1865人，除7户杂姓是解放后迁入外，其余都是周姓族人，周姓的子孙达到376人，这376人全都是上了族谱的同辈男性，女性是上不了族谱的。这些都是因为祖宗崇拜把持着村落文明的结果。
　　由此，不难看出如下几点：1、人居村落族居的根本特点——绝对安全。在一个村落里全都是自己的家人、族人，祖宗一脉而承的宗族里，没有任何人不感到是安全可靠的。由于是一家人、一族人，生活上互相照顾帮助，一切后顾之忧都不存在。这种安全感是由宗族血脉所构筑的，因而是牢不可破的。在这里没有什么别族的利益，只有本族的人的生存利益，本族利益至高无上，本族人也就彻底安全了。2、人居村落族居的生活目标——确定无疑。在族居的村落里，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都已经被牢固的确定了下来，从出生到老死，基本上在这个村落里，一生的生活蓝图早就由祖先确定无疑的划定好了。尤其是男人，终其一生都不能离开村落，他们承担着传承血脉的重任，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养老送终，成了他们一生的生活目标。女人则可以嫁离村子，她们一般不能在族人中结婚生子。因此，女人们在古村落里基本上属于外人。在被确定无疑的生活目标锁定之后，人们的所有一切都处于静止、稳定，而缺乏变化和生气。3、村落族居的发展目标——保守落后。历经千年的古村落，虽然其中不乏民间的聪明才智、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建筑奇迹，但总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特定社会的保守与落后。这与农耕文明有关，也是族居性的自闭与盲目的自足所造成的后果。这种保守的固步自封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比如房屋的许多建构就是千年不变，千篇一律的。
　　
　　三、德治——湘南人居村落的治理目标
　　
　　在过去的社会里，大至国家民族，小至氏族、村落，维系运作的社会结构，有三根支柱是必不可少的。一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二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官体制，三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在广大农村的村寨中还有相当于政府机构的地方仲裁与管理系统，即氏族统治。在村落里，有许多事情基本上由宗族说了算数，地方政府有许多事非要经过村子里的宗族管理系统才能行使职权。因此，宗族统治与管理，是人居村落里的主要形式，也是官府衙门行使管理权的代替机构与补充机构，是官府衙门的最终执行者。宗教统治和文官管理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其思想文化支柱则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即是礼教，也即道德教育。中国的古代社会制度，是道德代法制，即德治、礼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德治与礼治，靠人去实行，这个实行德治的人就是官，即“官治”，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村落的祠堂里、居室门前挂满了诸如“读圣贤书存两间正气，全臣子节留万古芳名”、“明诚为教，道德为师”、“仕本学优，功须养正，仁为心德，道必有初”等各种向善仁义修身养性的门联、对联。程朱理学也好，世俗儒学也好，他们基本上主宰了湘南古村落人的思想行为，从而形成了以读书为上，礼仪、教化第一，孝顺至上，不辱门风为人居的文化格局。所以，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仪，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广大农村的村落寨子，维系群体生存，处理人际关系要靠道德，不能只靠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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