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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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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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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上，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傈僳族的生存环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甘青高原沿“藏彝走廊”到川、藏、滇交界地带，又从金沙江河谷迁移到澜沧江，进而到怒江流域，直至东南亚一带。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流动即是文化的流动。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游耕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使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民族文化就一直在流动中断层、积累、沉淀和延续，又在流动中包容、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使自身文化发生嬗变。本文主要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傈僳族的迁徙历史对其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即这种高山深谷间的长期迁徙，使傈僳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不断流动着的文化，由此所引起的文化的封闭而又多元又成为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关键词：唐代以来；傈僳族；迁徙；文化变迁
传统文化是文化中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部分。“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文化的积累性和变革性，每一代人都会在继承前人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内容，这是文化的积累性；同时，文化又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发生变化和革新，这是它的变革性。当我们考察历史上文化的积累和变革时，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内在因素，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传统’。由于传统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和特点。”①那么，傈僳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变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一、唐代南诏兼并战争中，傈僳族先民“施蛮”、“顺蛮”被迫从“剑、共诸川”向金沙江、澜沧江上游迁徙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新唐书•南蛮传下•两爨蛮》及《新唐书•南蛮传下•松外蛮》均记载，西洱河地区初有“乌蛮”七十部，后互相兼并，至开元年间（713-741年），只剩下六至八个较大部落，称为“六诏”或“八诏”。《云南志》卷四曰：（顺蛮）“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剑即剑川，方国瑜先生认为其位置在樊绰《云南志》中的记载已甚为明白，如曰：“浪穹诏主铎罗望与南诏战败，退保剑川；施浪诏主望欠之弟望千北走吐蕃为诏，归于剑川；又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凡此剑川，应即今之剑川。”〔1〕(P459)共即野共川，方先生说：“野共较大，故与剑川合称剑、共诸川，为邓川以北之地也。”“野共地在邓赕以北，与剑川近，盖即今姜邑坝，为鹤庆南部与邓川交接之处。疑姜邑作江邑，江读如工，与共同音。”〔1〕(P460)可见，“剑、共诸川”为乌蛮六诏中的“三浪诏”（即邓赕、浪穹、施浪）之聚居地，北与吐蕃地相接。
正因为“三浪诏”险要的地理位置，其向背必将影响吐蕃与南诏、吐蕃与唐之间的力量对比，“及至唐朝力图将洱海周围地带分散的各部抓紧以遏止吐蕃势力南下之时，蒙舍诏贵族屡次‘效命’、‘输忠’，主动讨伐判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邓赕等诏。”④于是原居剑、共诸川的“施蛮”、“顺蛮”被迫迁离至铁桥之大施赕、小施赕及剑羌之地。《云南志》卷三“邓赕诏”曰：“铎罗皮退居野共川。……南诏既破剑川，收野共。”《云南志》卷四“顺蛮”曰：“初与施蛮部落居剑、共诸川，咩罗皮（邓赕诏主）、（铎）罗望（浪穹诏主）既失邓川、浪穹，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以上。其地名剑羌，在剑寻赕西北四百里。”方先生认为，剑寻赕在剑川南一日程，剑羌离剑寻四百里，则在铁桥城西北，当与大施赕、小施赕接近。而地名剑羌者，盖因自剑、共迁到羌（吐蕃）地而称之。”〔1〕(P476)《云南志》卷四“顺蛮”条曰：“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掳其王傍弥潜者宗族，置于云南白崖养给之。”又其书“弄栋蛮”条曰：“率众北奔，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新唐书•南诏传》：“施蛮者，居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即施蛮部落所居也。”《云南志》卷四：“施蛮，本乌蛮种类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从向达校）。方先生考证说：剑寻赕在剑川城南，为施蛮初居之地，后迁至铁桥西北，其地名施赕者，盖因施蛮所居也。不详其位置，惟今塔城关西北其宗、普喇等处，有较广阔之地，或即在此。“总而说之，西洱河以北邓赕、浪穹地带居民为施、顺二蛮，开元年间，邓赕、浪穹及施浪三浪诏主为其部族之统治家族，被南诏皮罗阁击败，失邓赕、浪穹之地，其统治家族退至吐蕃占据之剑川、野共川，受吐蕃封王。历五十余年后，南诏异牟寻又攻破剑川、野共，俘其统治家族安置于永昌、蒙舍、白崖等处，惟施浪诏主傍罗颠脱走。至于部族居民迁出，《云南志》说：‘傍罗颠走泸北’，‘施蛮、顺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于东北诸川’，以地理审之，当是由剑川出走，渡泸（即金沙江）而北，在南诏之东北境，应即元代所设北胜府境。”
这场由战争引起的民族迁徙，还有一部分人口向西北迁徙到了澜沧江流域。《云南志》卷六：“宁北城……即至铁桥城北九赕川；又西北有罗眉川。又西有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弥潜，西有盐井，盐井西有剑寻城。皆施蛮、顺蛮部落今之所居也。”罗眉川即今之兰坪县，傍弥潜城西部的盐井即今兰坪西部的拉鸡井。而盐井西部的剑寻城，显然已延伸到了碧落雪山东部进入今怒江州福贡县和原碧江县的境内。《云南志》卷二也载：“澜沧江源出吐蕃中。……又过顺蛮部落，南流过剑川大山之西。”正德《云南志》卷十一《丽江府》：“兰州，旧时地属南诏，为卢蛮所居。名罗眉川。”可见，唐代还有一部分“施蛮”、“顺蛮”向西迁徙到了澜沧江两岸直至碧落雪山东部，散居于滇西北澜沧江东西两地。这一部分在史籍中记载不多，或许是因为从规模上没有迁到金沙江那一部分大，也可能是地域偏僻，中原王朝的统治还未深入其地，外界对此了解甚少。但就是后一条原因使其成为迁徙到金沙江流域的那部分“施蛮”、“顺蛮”之后裔到元朝以后迁徙的主要方向和路线。
“施蛮”、“顺蛮”原来既同是“乌蛮种类”，在唐贞元之前同属于“三浪诏”，共同居住于洱海以北地区；贞元后，向东北迁徙的“施蛮、顺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于东北诸川”，方先生考释曰：“北胜州、顺州居民，唐贞元年从弥河三浪迁来为主要，又有白人、罗落、磨些诸族，盖当地相传如此。”〔1〕(P468)而向西北迁徙的一部分，从九赕川、罗眉川一直到剑寻城“皆施蛮、顺蛮部落今之所居”。也就是说在迁徙前后“施蛮”、“顺蛮”二蛮均居处于相同的地域内——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带，内部的联系并未因为迁徙而中断，相反因为被迫向山高皇帝远的僻壤迁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容易被保留下来，而与“六诏”中的其他“乌蛮”部落产生了差别，同时导致二者之间，顺蛮“男女风俗，与施蛮略同”，文化特点相似，为逐步演变为同一民族——“卢”或“栗粟”奠定了基础。至于被南诏“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俘其统治家族安置于永昌、蒙舍、白崖等处”的那部分“施蛮”、“顺蛮”，在其后的历史中不见于纪录，该是融入当地部族之中了。 从历史记载看，17至19世纪的200多年时间里，因不堪忍受满清政府的统治和异族土司的兵丁劳役之苦，〔2〕(P23-24)居住在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先后掀起了3次起义：清嘉庆八年（1803年）维西恒乍绷起义，道光元年（1821年）永北唐贵起义，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北丁洪贵、谷老四起义。每次起义失败后整个家族就沿着先民的足迹由东向西迁徙，用他们自己的话是“顺着太阳落的地方迁移”。〔2〕(P20)
二、游猎和采集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
促使历史上傈僳族迁徒的其他原因还有其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从史书记载看，明代的傈僳族还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经济生活，《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木以给日食；岁输官者，维皮张耳。”嘉靖年间杨慎编纂的《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记载：“力些，即傈僳，衣麻披毡，岩居穴处，利刀毒弩，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蜂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这是14至16世纪傈僳族的情况，说明到明代傈僳族尚处于游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这样的经济特点决定其不断迁徙是可以想见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往往是生产力水平越低，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越大，或者说在明代以前，傈僳族的经济生活绝对不会超越采集和狩猎生活而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生活，而且是完全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获取兽皮、野麻以御寒，采集野果、野菜以果腹，猎获野兽、野禽肉食为美食。
到了清代，因居住地和经济生活之不同，有了定居的“家傈僳”和仍然游猎的“野傈僳”的区别，嘉庆七年（1802年）云贵总督党罗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叙述了维西及澜沧江以西傈僳族的社会经济生活：“野傈僳住居江（澜沧江）外，山硐密箐，并无村寨头人，不通汉语，亦不服官约束，惟种有青稞、苦荞，并无钞粮，每遇冬季江水浅涸之时，即过江在山后一带，打牲为食，与家傈僳认识。近年以来，野傈僳亦有潜入江内山硐密箐，搭盖草棚居住者。”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五》：“力些，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直衫，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发弩，中其盾，而妇无伤，以此制服西番”。《续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傈僳相传楚庄蹻开滇时便有此种。无部落，居姚安、大理、永昌、怒江四府，其居六库山谷者为最悍；其居赤石岩金沙江、边地与永北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居无常”。《盐源志•种人》：“傈獭，即栗粟，居于雅砻江之峻岭，为爨蛮之种族，刀耕火种，迁徙不常”。和锡光《中甸县志稿•种人》：“狸苏，即《通志》所称之傈僳也。居于金沙江畔之峻岭崇峰间，种荞麦为食，织麻缕以为衣。喜猎，射则必中。性狡悍，好杀戮，惟敬畏么些头目”。可见，随着傈僳族人口的增长、对猎物需求量的增长以及狩猎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必将导致猎物数量的锐降，也就是说，相对更广大的地理范围才能满足一定数量人口对肉食的需求，采集的情况亦然，由此决定了傈僳族长期“迁居无常”。
傈僳族居住地大多处于高山深谷，不利于发展农业经济，因此他们更习惯于狩猎和采集这样直接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过渡到与刀耕火种农业相互补充的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定居、半定居的生活就一直持续到清代的乾隆年间。余庆远《维西见闻录》曰：（傈僳）“喜居悬岩绝顶，恳(垦)山而种，地脊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日尽之，粒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封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乾隆《丽江府志略•官师略•种人》：“栗粟，有生、熟二种，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禽兽为食。居无定所，食尽即迁。佩弩带刀，虽寝[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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