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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世纪四川长篇小说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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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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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草在《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中那群中学生骚动、迷惘、暴烈、放纵和叛逆的精神状态有了一种现实的解释。《磨尖掐尖》对重点中学弊端的袒露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使我多次不忍往下阅读。
终于谈到了道德沦丧，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苦难。当然，这是由阿来、麦家、何大草和罗伟章们长篇小说的边缘书写引发出来的。“边缘”的力量在这里显现出强大的威力。
现代性反思，是时至今日阿来《空山》的总主题。这也使阿来在舒缓的叙述节奏中，露出锋利的刀刃，从边缘切入人类中心，与一个人类死结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遭遇：崇尚进步的现代性，是否正在使我们大踏步地后退？我们在嫦娥登月即将进入太空得到表面的轰轰烈烈、耀眼辉煌和春花秋月后，是否正在丧失脚下的根基？人类是否在追求“无限的进步”中走向一条终结的道路？我曾经在几年前全国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上说，那些正在从原始森林走出来进入现代社会过上“幸福”生活的民族，诸如鄂伦春等最易感到“现代”给他们的肌肤和内心带来的尖锐刺痛，他们如此这般的文学和诗学，是我们审理今天人类症候的宝贵财富。记得就在那次会上，阿来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随着拖拉机、打米机、洗衣机的进入，边远的藏区已经开始和外界过起共同的生活，它的文化意义正在丧失。说到这里，阿来环视四周，怅然若失。《空山》第一卷，伴随汽车开进机村，外乡人、私生子格拉的灵魂，在谎言的包围和冷漠的敌视中随风飘散。时到如今，还没有人对其中的深意做出恰如其分的解说。不是阿来，也难以在朴素瑰丽的文字中做出如此深入的思考；不是阿来，我也不能说出：阿来实际在反思“民族主义”的文化后果。接下来的“天火”，以森林之火象喻人内心的大火。阿来在这里实际反思的是构成20世纪中国现代性题中要义，被“文化大革命”推向极端的“激进主义”。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就如人类的缩影——机村一样，是毁灭性的。正是在“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互作用下，在《空山》第二卷中，机村最后迎来的是《荒芜》，是绿色家园、生存空间的彻底丧失。“现代性”的豪迈征程，在一派“谎言”之中，将机村逐渐“抽空”，变成一座废墟。《空山》的寓意正在这里。
“边缘”的巨大力量，在罗伟章那里体现为“制度文化批判”。当一种制度，无论它看起来如何正当，怎样合法，一旦与资本逻辑、商品伦理、市侩习气、货币鬼魅相勾结，就会违背初衷，走向公平、正义和真理的反面。阿来在《空山》中已然暗示，在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面前，无人幸免。罗伟章的《磨尖掐尖》具体到高考制度，人为制度而存在，人被制度所塑造，人——学生、老师、家长为制度所宰割，成为这种制度文化的奴婢和牺牲品，更有甚者成为冤魂。庄严的人在冷漠的制度面前凄怆地倒下。还有什么样的悲剧比之来得疼痛和深刻？所以，有理由说，《磨尖掐尖》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从制度文化批判的角度参与了现代性反思。
对于何大草、麦家的上述长篇，“边缘”的威力来自于“人性发现”的光芒。何大草和麦家似乎对镜子的前面不感兴趣（当然有时也会注意到镜子的两端），他们更愿意钻到镜子的后面，给我们提供狰狞恐怖的另一种景观：与原初的生命意志纠结在一起的非凡的人性景观。所以才有了何大草《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中那些中学生人性的畸变：畸形的暴力、恋爱和性欲，直接进入“磨尖掐尖”的“阴面”，而把“阳面”留给了罗伟章们。正是靠着这张“左脸”，麦家和何大草独步当今文坛。他们对“战争”有着共同的爱好。“战争”是他们多数长篇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他们想像的出发点和施展才华的阵地。何大草《盲春秋》的战争在古代，但穿越历史的眼光却在当代。当崇祯皇帝无计可施的时候，快马传来李自成的手书，希望面见一次，共商“天下”大计。商讨的结果是皇帝对“禅让”一事毫无兴趣。这个故事显然超出历史“真实”，但里面却蕴藏了丰富的人性况味和现代意识。麦家“解密三部曲”的战争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制造密码，战争依赖密码；天才破译密码，密码折磨天才。天才隔着一层神秘的幕布——密码，参与残酷的战争，从而彰显出与战场中作战者不一样的人性。这种彰显即是发现，这种人性发现，即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新的人类战争的历史。
就这样，立于“边缘”，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在“现代性反思”、“制度文化批判”和“人性发现”中证实了文学力量的伟大。而这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这也集中展示了四川长篇小说在新世纪的重要收获，也是四川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小觑的原因。“边缘”哪来那么大的力量？边缘是一种立场。是一种与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保持距离的独立姿态。是获取道义和批判目光的精神支点。是真理处身和显身的位置。要立于边缘，谈何容易？边缘在商品化、市俗化社会意味着牺牲，甚至是巨大的牺牲。边缘很难坚持，稍不留神就被收编。但我要强调的是：一当文学站立“边缘”，就可能触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实质。上述四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其实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启示我们：我们已进入精神苦难的时代：精神的人已然死去。“空山”其实是灵魂的空壳。罗伟章、何大草的《磨尖掐尖》、《刀子和刀子》等则形象地展示了一群无根漂泊的生命的苦难。麦家、何大草的历史小说，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无论是多么的出类拔萃甚或是“超人”，一旦失去精神支撑，离开生命的根基，任一历史或生活风浪轻轻一碰，就将瞬间化为齑粉。尽管这些小说，有的写的是历史，有的描述现实的一隅，但他们提供的永远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现实、精神图景。缺失精神根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的根本。
然而，对上述这些作品，我还是有我的不满意：它们似乎都不愿在黑暗中给我们出示星光。这样会不会使迷失者更加迷失？是否有这样的顾虑：小说的伟大、不朽根源于某种不确定后面的无限多义性？我看这样的“多虑”大可不必。这使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给聂赫留朵夫、卡列宁安排的归宿，想起贾宝玉随“空空道人”而去的生命结局，但谁会怀疑《复活》、《安娜·卡列宁娜》、《红楼梦》不是伟大的作品？抑或是压根儿不知道拿什么来拯救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苦难，尤其在这样一个一切标准都烟消云散的迷茫时刻？如果真是如此，这就回到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文学究竟拿什么来启蒙？不管最终能拿出什么，在我看来，面对精神苦难的现实，中国长篇小说、中国文学只有承担，才不辱使命，才会有可能伟大和不朽。文学是诗意地关注存在、关注精神、关注灵魂的艺术。但，是温暖的关注。温暖源自作家内心的星光。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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