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

                           作者：周大鸣 刘朝晖
（转贴自：三农中国2007-10-05）

如果以1903年赫胥黎《天演论》中译本在中国的问世算起，中国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将近百年华诞。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作历史性的回顾，不仅能反思学科发展的成败得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在已有的对人类学学科历史的“回顾与展望”篇中，单论文就不下50余篇，更遑论洋洋大观的学科史著述。学者们对人类学宏观的理论方法、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和社会遭遇、学科史发展的分期断代，以至于各个专门化的学科发展，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和反思。这些都有益于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了解上一世纪中国人类学走过的艰辛道路，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研究所做出的可贵的贡献。笔者试图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试图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以学术思想的发展为主轴，回顾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和学术转型；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基于对中国人类学学术思想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我们把中国人类学在20世上半期发展历史的下限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是近代以来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先自觉地接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意图“洋为中用”，改造中国社会，使之走上富强之路。以古典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为了叙述的条理性，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又细分为三个小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1）、人类学的中国启蒙：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末
    作为知识的人类学在中西方社会历史文献中早就存在了。我们可以从二千多年前留下来的《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中看到“人类学知识”的历史痕迹。但我们在这里指涉的人类学，是指近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也就是如沃勒斯坦所言的，到十九世纪才完成自己“蜕化”的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沃勒斯坦：1997：22 ）。
    受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古典进化论学说，它带有对于客观性和进步性的深切关怀，主张社会与人文类型的研究应着眼于社会理论的实证价值，能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这无疑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求索的改良社会的思想路径是契合的，所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人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和进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译著在中国问世：
    英国的赫胥黎 著 严复译的《天演论》在1895年完成，1903年出版；
德奥帝国的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著林纾、魏易译的《民种学》在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馆书局印刷发行；　　
英国的斯宾塞（H. Spencer）著 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又名《社会学研究》）在1903年全书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法国的涂尔干著 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在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国的威斯特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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