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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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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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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estmarck) 著《人类婚姻史》五四运动期间在北平《晨报》连载达一年之久；
日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萨端 译的日本学者贺长雄的原著《族制进化论》；
1903年马君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的日译本转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林楷青译 鸟居龙藏著的《人种志》、高种译 太原祈一著的《社会问题》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译著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为人种学和民族学著作，二是为社会进化的人类学著作，而且以后者居多。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使国人不但了解了能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进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地“西学中用”，并运用这些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现实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人类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等，这些著作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著述的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本土的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如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以及同化，其中即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又比如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Study of 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荀子的思想，他说：“斯宾塞……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析人类社会和文明起源，我把这种科学称为社会群体科学，因为正如荀子所说的，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会群体的能力”（转自王正毅：2000：358）。在这些著述中，不难看出有些分析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尽完美，但却十分切中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分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考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
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种，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
李济1923年应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
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到20年代末先后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徐声宝，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就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另外，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王铭铭：2000：39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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