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话》的历史经验说明了什么?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讲话》经过65年的风风雨雨，到今天，它说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什么?一句话，历史完全证明它是真正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红色经典。不仅从理论上看，它完全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而且从实践来看，它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以为《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三个结合：一是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生活的结合；一是文艺工作者与劳苦大众(工农兵)的结合；一是文艺工作者与革命斗争的结合。由于在《讲话》的指引下，解决了这三个结合，就随之改变了文艺的根本面貌，焕发了文艺工作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把革命的文艺大大地推向前进了。
　　《讲话》突出地提出了生活是艺术惟一源泉的原理，是完全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前些年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什么“文艺创作向内转”，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也没有看到他们转出什么东西来。而当年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却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与部队和群众在一起并肩战斗。诗人邵子南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反扫荡中，他同阜平李勇的游击小组吃住战斗在一起，事后写出《李勇大摆地雷阵》，轰动了文坛；他本人也光荣地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群英会。建国后，丁玲最早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这无疑是一个最彻底的口号。柳青对此做了热烈的响应，他在长安县皇甫村的一座大庙住下来，后来写出著名的《创业史》。后来丁玲本人也身体力行，到了北大荒，别人以为她是被划成右派作为处罚去的，其实不是，是她主动要求去的；因为她认为脸上既然被刺了字，与其呆在北京，还不如彻底地走到群众中。在这方面突出的还有我们的女兵菡子，她在上甘岭激战的时刻，确实就在上甘岭，置身在几十万发炮弹的攻击中而毫无惧色。女作家草明身体那么单弱，竟在鞍钢炼钢车间当了支部书记，在烟火缭绕、钢铁轰鸣中熔铸着工业的诗，为郭老所称道。还有周立波、刘白羽、艾芜、雷加、曾克等等许多人不都是深入火热斗争的模范吗?当时在文艺工作者中确实形成了一种风气，谁不去深入生活就显得脸上无光。正是因众多作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按毛泽东同志的话做了，所以都对人民捧出了可观的作品。除了丁玲、艾青、柯仲平、欧阳山、沙汀、艾芜、杨朔、田间、何其芳等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外，在抗日战争及以后崛起的一代代作家，如赵树理、孙犁、王林、梁斌、柳青、马加、雷加、秦兆阳、康濯、贺敬之、郭小川、李季、胡可、柯岗、白刃、沈西蒙、杜鹏程等巍然可观的作家队伍(也许可以举出百人以上，还不包括文学以外的其它艺术部门)，真是群星灿烂，汇成了一条银河。可以说，《讲话》成就了几代文艺的辉煌。他们的作品都是《讲话》这棵大树上的果实。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讲话》是我们时代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真理吗?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什么时候，我们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指导，认真实践，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就兴旺、繁荣，成果辉煌；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了这个指导思想，冷漠了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的文艺就萧条、冷落，或者不那么繁荣，甚至走上邪路。这不是65年来的真理吗?
　　
　　二、学习鲁迅
　　
　　毛泽东和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历史巨人，都是对中国历史已经产生并且还要继续产生影响的伟大人物。我们终生都要向这两个伟大人物学习，一代一代都要向他们学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读这两个伟人的书，那将是终生的遗憾。
　　这两个伟人的心是相通的，是相互理解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也最准确、最深刻。最先要求我们向伟大的鲁迅学习的，也是毛主席。今天，我们重新强调向鲁迅学习，是什么意思?一句话，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是人民命运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命运的需要。
　　毛主席在1940年就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认为毛主席对鲁迅的这一崇高评价，并非有意夸大，而是非常中肯和符合实际的。
　　但是，不久以前，我在上海《文汇报》看到一篇《鲁迅究竟是谁?》的文章，却让我感到惊讶和遗憾。该文说什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真实的鲁迅形象被严重“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前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学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的战士形象”，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文章作者以为“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这些思想才是鲁迅精神。这实际是说，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被共产党当作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了，因而抹杀了他的真实价值。看了这篇文章，实在使人很不舒服。这实际上是把伟大的革命战士鲁迅大大的贬低了。如果抽掉鲁迅的革命性，把他当成一般的作家，甚至当成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那么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如果再把他打扮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眼睛里仅仅有现代化，没有人民大众，那他同胡适还有什么根本区别呢?他简直也可以到国民党政府里当外交部长去了。这就不仅是贬低，而且把无产阶级的鲁迅推到资产阶级那一边了。
　　此文引来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到底应当主要学什么?
　　依我看，今天学习鲁迅固然要学鲁迅高超的艺术，更重要的还是应当学习鲁迅彻底的革命精神，硬骨头精神，不断革命的精神，为人民大众争光明的前途。这才是鲁迅作品生命力的所在。
　　
　　(一)要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
　　鲁迅之所以能够“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语)，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立人为本”，“独立思考”。而是处处以人民大众为主体所进行的战斗，并且在持续战斗中不断前进，不断改造自己完成的。这是同一切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鲁迅写于1925年的《忽然想到(六)》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是何等的勇敢、果决、彻底!这种如同天鼓轰鸣震天撼地的呼喊，岂不是对处于苦难深重的人民大众所发出的革命号召吗?如果没有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没有充沛的革命精神，怎能够发出这样的呼声呢?今天，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我们看到鲁迅的这段话，该发出何种感想呢?这不就是鲁迅作品生命力的所在吗?

　(二)学习鲁迅对旧文化的彻底批判精神
　　鲁迅的这种彻底革命精神，在“五四”前后已经显示出来了。在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战斗中，他无疑是“五四”精神的最光辉的代表。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中国的历史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而他却从字缝中看出“吃人”二字。他在1925年写的《灯下漫笔》曾直接说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受永远的诅咒!”鲁迅还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摆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摆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谁能比得上鲁迅对旧文化批判的彻底呢!
　　我们不能说鲁迅不懂旧文化，他正是深切地感到旧文化对中华民族危害之广之深，而从旧文化的营垒里杀出来的。孔学是旧文化消极面的集中代表，鲁迅对批孔是极坚决、极彻底的。在反孔、批孔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巨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孔学对中华民族统治几千年之久，实在毒害太深了，不彻底地从孔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人民的精神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当然，我们对中华民族长期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应当加倍珍惜；但同时我们又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善于区分精华与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弃其封建之糟粕，才是正确的态度。今天把封建糟粕特别端出来大事张扬，那就不对了。
　　
　　(三)学习鲁迅鲜明的阶级立场
　　自从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以后，他的爱憎就愈发鲜明了。深刻的阶级性渗透在他的作品之中。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的。他在批驳人性论时有几句有名的话：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怎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饿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些话说得多透彻呀!
　　再如，他在论“第三种人”中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在现在面前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但是，鲁迅的文章又并不死板、僵硬，而是充满了辩证思维，注意到反右和防“左”。例如他在强调阶级性的同时，又反对了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他在《三闲集》关于《文学阶级性》回答读者的询问时又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这就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说清楚了。
　　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周扬之间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可以最鲜明地看到，鲁迅坚定的阶级立场和辩证思维的统一。周扬等人因为党依据新形势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之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强烈地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今天来看，鲁迅的阶级立场是更加鲜明的，而周扬等却因抗日把阶级性模糊了。鲁迅的马列主义水平确实更高明一些。
　　鲁迅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也对我们很有教益。此文是批评“左派幼稚病”的。《申报》上一篇文章，对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进行了苛责，认为小说中的主角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等等。鲁迅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这言论，初看固然很正当，然而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这使我想起在一个时期文坛上不是没有这种苛责的批评。鲁迅始终注意两条战线的斗争，说明他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值得我们学习。
　　
　　(四)学习鲁迅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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