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文章之事，最主要的莫过于“纪事”与“说理”。在中国，前者根乎“史”，而后者源于“子”。
    诸子文章，以说理见长。孔子、老子之“立意”与“见志”，主要借助于“陈述”；而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战国之文，则更多带有“论辩”的色彩。孔老时私门讲学、私家著述刚刚开始，所谓学派之争尚未形成，尽可直抒己见，而没有防范论敌八面围攻的意识。到了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立说时可就不能不以驳难开篇了。
    列国争霸，游士纵横捭阖，为了博取人君之信任，争取发言机会及生存空间，无不讲究论辩之术。而王纲解纽，学术下移，思维的活跃以及思想资源的日渐丰富，也使得各家各派有可能独树新帜，自立门户。其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声音，各家各派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能否成为“显学”，取决于自家学说的精深博大以及对时势的准确把握。周秦诸子的驰骋言辞，不完全是理论思辨，也包含游说诸侯以取功名，故其立说时的“排斥异己”，很难说完全出于公心。
    不管尚文还是尚质，战国文辞大都沾染纵横游说之风。铺张排比或放言无惮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诸子对自家政见及哲理均有充分自信，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喜欢为人、为己“解蔽”的周秦诸子，其文章中所使用的归谬法、类比法、反证法等，对后世之驳论文影响甚大。
    可相对于明是非决嫌疑的“辩”，诸子立一家之言的“论”，更让后人追慕。“论”与“辩”，本相依相存，很难有高低之分。但自立绳墨，以确定评价标准，无疑更带根本性。诸子立说各有根基，而且所争乃开天辟地、安身立命等根本性大问题，不像后世文人多在枝节上做文章。不单立说时求独立，少依附，就连文章也都个性鲜明。
    说理文章要做到思想独立且有自家面目，其实很不容易。令千古文人追慕不已的“自家面目”，既指向诸子的学说，也包括其文风。
    “子岂好辩哉，子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中的这句话，基本适应于战国时代的各家各派。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论辩”是其正人心、取功名的惟一手段。立说根基原本不同，一味“不辩”，未免显得不够真诚，也缺乏道德勇气。
    诸子百家在辨明是非、砥砺学术的同时，日渐成熟其各具特色的“辩论术”。
    论辩之文，除了逻辑严密，最好还能做到文字流畅，形象生动。几乎所有传世子书都不安于平铺直叙。与后世文章喜欢引经据典不同，先秦诸子更愿意借言简意赅且富于风趣的寓言来表达自家思想。这就难怪寓言在先秦子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诸子大都善以寓言说理，寄托遥深的寓言转化为成语而千古传诵。
    诸子文章对后世的影响，历朝历代不同，无法“一言以蔽之”。大致而言，唐宋以下，以孟轲、庄周与荀况的文章最为人所称道。摹仿者又可能因气质与才情，而有不同的选择。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当事人希望博采众长，只是读者仍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其真下功夫揣摹师法的对象。
    在列国纷争，诸王无不希望走捷径成霸业的时代，孟子之言必称尧舜，以及道性善，讲良知，推销君轻民贵、王道仁政等大道理，未免显得“迂阔”。可也正因为摆脱具体对策，不讲权宜应变，孟子文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方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表露。诸子论辩之文，很少像孟子那样感情充沛，气势磅礴。孟子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言近旨远，大义凛然，以气势而不以辩论技巧取胜。孟子立论，说不上特别深刻，但旗帜鲜明，堂堂正正，自有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与气势。
    庄周一派，力斥儒家提倡的规矩绳墨，其绝圣弃智的政治观念及齐物我、等死生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在思想史上影响极大。作为文章变幻莫测、神明诡异的笔墨，除了便于表达其“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寄寓深刻的哲理外，本身便因叙述的意出尘外汪洋自恣而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庄子》以想像奇特，恍惚迷离而又仪态万千吸引读者。周秦诸子中，倘就玄理与隽语而言，庄周及其弟子允称第一。其笔墨的恣肆、辞采之瑰丽、行文的潇洒与句法之奇特，以及想像之夸张与怪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荀子主性恶，讲礼制，对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大不恭敬，故很长时间其学其文颇受贬抑。荀子之文，外平实而内奇宕，再加上体制宏伟，析理精微，代表先秦说理文章的成熟与定型。同样以绵密严谨著称，《荀子》不像《韩非子》那样峻峭与刻薄，时有雄辞丽藻相调剂，文章显得温厚可亲。如果再考虑到《成相》、《赋》等对后世诗歌及辞赋的启迪，荀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

    诸子遗风
    诸子文章的放言无惮，得益于列国纷争，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秦并六国，既有焚书坑儒的“壮举”，所谓“秦世不文”也就不足为怪了。
    秦二世而亡，其文化专制政策部分得到缓解。从陈胜举兵，到汉武帝，百家之学颇有复兴的趋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汉代文人及文章方才由“纵横”归于“醇正”。所谓“醇厚”，只适应于董仲舒等经术文章；至于贾谊论政之激切，司马迁叙事之窈眇，司马相如辞章之雍容，都非“醇厚”二字所能涵盖。
    两汉之交，经学日盛，文章复古之风日炽，东汉后期，指责时弊或自立新说的文章再次剧增。这里有意搁置汉代文章可能更具风采的辞赋与史传，目的是为了便于考察“诸子遗风”。
    以“上说下教”之分，配“政术”、“经典”之别，大致可将追随诸子的汉代文章归为两类：一为贾谊等“激切”的论政之语，一为董仲舒等“醇厚”的论学之辞。
    贾谊之文气笔力，素称西汉第一。只是其时通达国体而又兼擅文章的，非只贾生一人。汉初文章的主要特色，都是针对当世的社会问题，为新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既然是对策研究，不可能死守某一家法，只能兼采百家之长，这也是后世“醇儒”所不敢想像的。此种希望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注重实际应用而不囿于固定理念的取向，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颇有相通处。
    游士某种程序的复活，使得汉初文章纵横驰骋，神采飞扬。能直言无讳，文章也就写得激切而雄肆。才情学识不同，汉初文章自然不可一概而论。如贾谊之言确实不如晁错老谋深算；可倘若承认文章自有妙用，不必“凿凿可行”，前者的文采与气势，无疑更为后人所倾倒。
    论政之文多慷慨激昂，除学识外，更需良知与勇气。可作为特殊文体的奏疏与对策，臣下上书应对之辞，到底取“激切”抑或“委婉”的语调，很大程度取决于皇上的口味及气度。汉武帝时，以言得罪者日多，上疏策对必然日趋委婉。比起汉初文章的豪迈雄放，斩钉截铁，董仲舒等人的温文尔雅，深奥闳博，固然有深于经术的原因，但也与立说时惟恐刺伤刚愎自用的最高当局这一避祸心理有关。后人不察，只讲董生经术深厚故多旁征博引，未免忽略了汉代文章之由“贾茂”转为“董醇”的关键所在。
    汉武帝之崇尚儒术，与其强调中央集权相比，后者显然更带根本性。规定以通经与否为进退官吏的依据，更使得日后经学大盛。武帝、宣帝尚兼好刑名，不专重儒，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
    刘向、刘歆父子，乃西汉末年的博学之士，对打破独尊儒术神化孔子格局，也是功莫大焉。二子深于经术，为文时旁喻远引，铺张有序，其典实峻洁的文风，对后世学者之文颇有影响。只是经学家多学识有余而才情不足，文章拘谨平实；如果再加上自居正统，排斥百家之学，那可就乏善可陈了。
    从游说诸侯，转为上书进谏，大一统帝国的读书人，难得再有先秦诸子的自由想像与独立思考。不管是指摘时弊，还是出谋献策，注重的是可行性，与先秦诸子抽象思辨，颇有差距。严格地说，不管是贾谊的论政，还是刘向的论学，都很难说是“博明万事”且“成一家之言”。汉代文章中，在体例及精神上都比较接近先秦诸子的，当推《淮南子》、《论衡》和《潜夫论》。
    所谓“博明万事”，即不满足于提供具体对策，而是思考整个自然、社会和人生，由此才可能“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恰好正是刘安的抱负，不管此抱负能否真正实现，其“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气魄，确实接近先秦诸子。《淮南子》中不少言论源于《庄子》，但表述时却没有后者的纵逸跌宕，文学价值远不及《庄子》。但其思想的活跃与辞采的富丽，在汉文中仍别具一格。
    王充和王符均生于汉末，又都“才高见屈”，以在野身份“闭门潜思”，专心著述。其著作乃相对独立的理论思考。二王思想都不拘泥于其时夹杂阴阳灾异的“正统儒家”，二王文章，都以论证严密而不以文采斐然见长。王充执意采用浅白的语言写作，文章虽略嫌拖沓冗长，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或许先秦时代的哲学突破太令人兴奋了，汉人论政论学之文似乎总在其笼罩之下，“学识”有余而“玄思”不足。随着佛学的传入，“玄思”在魏晋文章中再度复活；至于“好奇心”与“想像力”，此后便不无遗憾地转让给了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