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深入地加以思索，敬畏之情就越增长，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实，在阅读那些经天纬地、笔力千钧的学术论著时，也会油然而生“高山仰之，景行行止”的感受。

    当五大卷厚厚的纪念文集摆放在眼前时，我们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从内容上看，这些文集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几乎涵盖了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领域。其中既有以“为往圣继绝学”自况的前辈大师留下的畛域广泛、烛隐发微的珍贵文字，也有以“守护思想”自期的中青年学者写下的返本开新、自出机杼的扛鼎之作。其气象之恢宏，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说理之缜密，宛如水银之泻地，雕琢之无痕。庄子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五大卷的纪念文集不正是复旦深厚久远的学思传统的一个真实写照吗？

    当我们逐卷浏览文集中的一篇篇杰作时，一阵阵新观念的热浪迎面向我们扑来。从风格上看，这些佳构包罗宏富，色彩纷呈:或考证精审，微言大义；或征事数典，抉发详备；或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或独造精微，自成体系。似乎思想的会饮在此岸举行，仿佛精神的百花在这里盛开。从内涵上看，它们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正本清源。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十年浩劫”的阴影中走出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观念仍然梦魇般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又为思想戴上了新的桎梏。于是，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就成了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曾几何时，当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出第一声狮吼的时候，复旦学人紧随其后，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擎起了拨乱反正的大旗。夏征农先生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漆琪生先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过时了吗？》、全增嘏先生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王中先生的《论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等雄文，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别伪求真，发隐举疑，堪称这方面的开山之作，积极地推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是接续传统。人所共知，“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思想观念常常是以文化虚无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表现方式中，传统被推进了硫酸池，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似乎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突然从宙斯的脑袋里蹦跳出来。不用说，这是一个十足的现代神话。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即使当某些人以“反传统”自诩时，他们实际上仍然是从属于传统的，因为传统内部本来就蕴含着“反传统”的要素。要言之，“反传统”本身也是一种传统，因而当代人对传统的抗衡，犹如婴儿对母腹、麦子对镰刀的反抗，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当然，肯定传统的重要作用并不等于说它是固定不变的。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既然我们始终置身于传统之中，那么试图抹掉传统，就像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必定是荒谬之举。正确的做法是，从当代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这方面，王蘧常先生的《顾亭林逝世三百周年祭》、周谷城先生的《儒学别解》、陈子展先生的《〈桔颂〉解》、郭绍虞先生的《提倡一点文体分类学》、蔡尚思先生的《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严北溟先生的《论佛教的美学思想》等大文，持论平允，见解深邃，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在对传统的接续和反思上，真可谓功不在禹下！

    四是戛戛独造。在披阅文集时，感受最深的是复旦学人老吏断狱般的治学态度和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新精神。他们既不泥古崇古，唯前人之马首是瞻，也不矫情鸣高，奉西学之定论为圭臬，而是泛滥百家，首创山林，融贯中西，自造新境。顾颉刚、谭其骧先生的《关于汉武帝的十三洲问题讨论》、周予同先生的《“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胡曲园先生的《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朱东润先生的《论传记文学》、蒋学模先生的《开展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章培恒先生的《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等巨制，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大音希声，震古铄今，犹如空谷石崩，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回音。

    阅毕文集，如坐春风，掩卷而思，感慨良久。最令人欣慰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复旦青年才俊也远绍前贤，近取同志，寂寞孤怀，卓然颖出，成绩斐然，难分轩轾。限于序言的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然而，他们不迷信古人，不趋附时相，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守定身心，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表明，复旦学思传统的血脉已经贯通下来，足见斯道不孤矣！尽管浮躁情绪不绝如缕，像靡菲斯特菲勒斯一样纠缠着中国人，但复旦学人却愿意不徇流俗，不囿旧说，掉背孤行，心无旁骛地浸淫于学术之中，并把德国诗人歌德在《浮士德》中的箴言引为同调:

    浮光只图炫耀一时，真品才能传诸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