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当批评家们和大众传媒在上世纪90年代兴奋地宣布一个散文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时，散文已开始显露出一些疲态，出现了“繁华掩蔽下的贫困”。的确，当散文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混乱和喧哗的消费现场，当车载斗量的散文随笔夹着后现代商业社会的声色光影散落于人们的阅读视域中，人们对其批评责难，甚至认为是“世纪末的狂欢”也就毫不奇怪了。但不要忘了：在世纪末的散文潮中诚然有大量世俗化、商业化的粗制滥造之作，同时也有一批作家坚守散文的精神边界，创作出了同样数量可观的堪称优秀的思想随笔。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当代散文的光荣，也是一个平庸的物质时代仍孜孜执著于精神维度的作家的一种文化选择。而迄今为止，对这类思想散文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但应当说数量相当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印象式、随感式的，缺乏实证的考量、客观的辨析和学理上的梳理。因此，本文拟从具体的创作入手，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散文作多层面的梳理和探讨，并以此作为观察点展望新世纪散文的发展方向。
　　
　　一、 从抒情散文到思想散文
　　
　　熟悉中国散文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散文主要有三条流脉：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侧重于精神探索的散文；二是以周作人为领袖的闲话聊天式散文；三是以朱自清为典范的抒情散文。由于鲁迅的散文充满象征和隐喻，在结构和精神上过于复杂多义；而周作人的闲话聊天式散文又因不适宜于时代和社会现实的需要而长期遭到漠视，这样一来，从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先是及时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斗争生活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大受青睐，而后（特别是60年代前后）是抒情散文的一统天下，并成为一个时期散文创作的主导性品种。由于抒情散文在内容上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化、世俗化的教育目标，在艺术上通常采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加之这类散文篇幅短小，结构精致，注重意境的营造，在语言上又体现出圆熟简约的文体特色，因而在特定的时代里，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散文的确颇受读者的欢迎和批评家的认同，甚至即便“四人帮”打倒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杨朔式的抒情散文的影子仍如影随形，“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写作法则仍束缚着不少散文作家的手脚。其时虽有一些老作家如巴金、孙犁、杨绛等的反思回忆性散文颇具影响，但总体而言，从1976年至整个80年代，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乃至报告文学的火爆繁荣，散文创作的状况可谓波澜不惊、冷落萧条。这就难怪有人断言：“散文，正从中兴走向末路”，并由此预言散文是“多余的文体，必然灭亡”。
　　但散文的发展却与散文的预言家们开了一个玩笑。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在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预言的情况下，突然热闹和繁荣起来，真可谓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在这股散文热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思想散文的崛起了。思想散文的崛起并形成一股散文创作潮流大概有两个契机：一是这一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编辑出版了一批“思想随笔”丛书。比如“思想者文库”、“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思想者文丛”、“曼陀罗文丛”、“野草文丛”等等。二是随着大量“思想文丛”的推出，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倾向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写作者。在这其中，较为优秀的有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王小波、周涛、林非、王充闾、李锐、邵燕祥、林贤治、孙绍振、雷达、筱敏、南帆、周国平、王开林、刘烨园，以及钱理群、朱学勤、刘小枫 、谢有顺、徐友渔、金岱、秦晖，等等。他们的写作，可以说是对以往的抒情散文的一种偏离，更是一种冲击和挑战。这类思想散文，一方面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期敢于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散文进行必要的补钙和换血。是的，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热心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家和他们的思想散文，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才呈现出“思想散文凸现，抒情散文淡出”的特色。它们是日渐明丽的散文天空中的点点星光，是庸常时代的精神坚守和心灵呐喊。
　　 那么，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思想散文有什么样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呢？它与以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
　　 让我们先对思想散文中的“思想”作一简要的归纳与梳理。
　　思想，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牛津词典》的解释则是：“思想就是人类运用心灵与智慧观察外部的客观对象，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意见与决定”。从上述两部权威词典的解释可知，“思想”不同于“学术”。“学术”的“术”在《说文解字》中是“从行，求声”，“邑中道也”，且这“道”并非终极意义上的“道”，而是“路径”的“道”。这样“学术”便带有“技术”的意味，它的目的是“求证”，重在爬梳整理。而“思想”则不同。它既为客观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也是心灵与智慧的产物，所以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其所强调的便不仅仅是人作为物质和生理的身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心”指向“思”和“灵”的存在。因此在我看来，能称之为“思想”的，一般应有这样的一些特征：1.个人性。思想是最具私人性、个人性的东西。而这种个人性又与个体的生活经验和生命力密切相关。没有个体的经验和生命的原动力就没有思想的创造力。2.独创性。思想富有的人，往往也是独立的人，自由的人，有个性的人，也是对事物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的人。思想最忌千篇一律，所以雷同就意味着思想的消亡。3.质疑性与批判性。思想不惧怕权威，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也不安于保守平庸。思想心怀忧患，目光四射，坚定从容。它既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也是纷纭世界的提问者。当然，思想也是新的价值观、新的秩序的建构者和维护者。4.重大性与根本性。思想应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它不是一般性地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而是以深广的包容性，原创的穿透性，洞见的前瞻性对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卓见，比如马克思、达尔文、爱恩斯坦、海德格尔、维特根思坦等的思想就是如此。正因思想有如此的特征，所以它才弥足珍贵，甚至有人将思想比喻为泥沙中淘出的金子，海水里净滤出来的盐。
　　思想是主观的东西，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它又是有形的、可以感知的。就散文来说，思想首先必须具备心灵性。散文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实现方式，它比任何一种文类都更倾向于情感的倾诉、灵魂的呢喃。因此，思想散文的特点是用“心”去思考、质疑和批判。这就要求散文作家在创作时要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突出创作者的主体作用和潜能，而且必须具有内心世界的通透和丰盈，这样散文才能在个人心灵的建筑，在对人类内在精神的探测上有所突进。其次，散文的思想还需要有智慧的中和。因为散文既是哲人的近邻，也是智慧的文体，所以散文家需要用慧眼慧心去体人悟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散文的精神一般寓于个体的生命 ，但精神的盔甲有时难免过于沉重，生命的热烈有时也会过于绚烂刺目，这时如果加进一些智慧和幽默，那么散文的冷峻尖锐中就有了温润和柔韧，厚实沉重中也会有从容、闲适和机趣相伴，这于散文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由于散文本质上的自由随意；或者说，由于人类的精神是自由和独立而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又超过了所有的文类，所以，自由的精神应是思想散文旗帜上最为耀眼的标志。在这方面，洪堡特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 　　
　　从上述可见，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与以往我们分析文学作品时所归结出来的“主题”、“中心思想”或“思想内容”有着极大的区别。在过去，我们研究文学作品特别是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时，我们所谓的“主题”、“中心思想”的提出，一般都是与意识形态密切联系，都是服从于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或某个世俗目标，而且这“中心思想”无一例外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利他同时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和灵魂挣扎的痕迹。臣服于意识形态之后产生出来的失去了生活的血水和生命体温的“思想”，它与真正的思想有着无法遥测的距离。诚如上述，真正的思想是个体的，也是独到的；是单纯的，也是丰厚的；是朴素自然的，也是神圣崇高的。它既带着生活的血水，烙上苦难的印记，又是超越现实，超越作品的题材、主题、外在结构，甚至超越语言的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正如曼·英伽登所说：在文本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悬浮在上的“精神层面”，它是作品的“形而上本质”，是文学的“变幻无定的天空”，也是一些洞然大开而又捉摸不定的东西。不消说，我在这里所指出的散文中的思想，正是英伽登所认为的文学的“形而上的品质”，而这种“形而上”散文品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今天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
　　 的确，我们无法绕开这样的提问：其一，为什么思想散文偏偏在上世纪90年代而不是在别的时代崛起？其二，难道别的时代——比如“五四”时期就没有思想散文吗？为什么你对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散文情有独钟？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在《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一文中谈到：“文学生态环境的相对自由宽松，是90年代的思想随笔滥觞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先统一的规范已被多元的价值取向所取代。这样，作家在写作时心态比较放松，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可以无拘无束地叙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一点对于思想散文的兴起至为重要。其次，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日益多元的时代。这一时期，旧有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物质欲望的膨胀、理想的失落又加重了人们的精神危机。与此同时，当现实生活中“精神”、“感情”和“心灵”的因素越来越稀缺的时候，往往正是优秀的文学奋起抗击的时候。换言之，“精神危机的情状广泛而深重，正是文学实现其精神价值的历史性契机”（韩少功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作家选择了思想散文，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维度，选择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态度。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散文能够超越过去的任何时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第三，思想散文的兴起，还有其散文自身的原因。如众所知，90年代以来的散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在这散文热的背后又存在着贫困和苍白的一面。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以娱乐媚俗、迎合大众的消费性为特征的散文大量产生。由于它们的存在，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散文产生了极大的误解，甚至有人认为散文已进入了“侏罗纪末期”。 在文学出现如此 严重的分化的时刻，一些散文家执著于文学的精神价值追问，拒绝将散文创作看做简单的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这不仅保持了文学应有的尊严，同时他们还以宿命般的精神皈依，和他们的富于思想力度的散文创作，回击了“侏罗纪末期”、“笑柄”之类的指控。还应看到，他们对于散文的思想深度的建构还深化了人们对于散文的认知：散文，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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