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卑下，善良与崇高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徳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史铁生以对人性的洞察和至囿至慈的宽容，对苦难做出了一种迥异于世俗的理解：他发现了苦难也是财富，虚空即是实在，而生存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选择，需要承担责任与义务。他由个人的严酷命运上升到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的思考，于是，他的散文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欢，具有一种阔大的精神境界和人性内涵。
　　 雷达的散文《还乡》，虽在思想境界上不及《我与地坛》那样阔大深邃，但他对于人的存在状态的思考，却更多地带着乡土的况味和世俗的原生态。作者相当具体、细致和生动地描写了“我”还乡途中挤火车的难堪尴尬的景况，正由于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我”才“有一种跌落到真实生存中的感受”。并意识到“平时对人生的了解，太片面，太虚浮了，生活的圈子愈缩愈小，感性的体验愈来愈单调，虽然也大发感慨，大谈社会，实际多是书本知识和原先经验的重复”。不仅如此，作品还进一步从与亲友的交谈和喝酒的场景中，思考我的“存在”和“不存在”，这种角色的经常倒置和错位，不正是现代人类存在的真实景况吗？正是通过非常写实、非常具体的底层日常生活的叙写，《还乡》探测到了人的生存状态，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散文的思想指向。
　　 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的思想表征还可以梳理出许多方面。比如，在刘小枫、筱敏、一平等的散文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涉及了“苦难记忆”和“拒绝遗忘”的问题；而王小波的思想随笔，则集中关注人的尊严、平等，特别是智慧和健全以及理性的问题；至于钱理群、朱学勤、葛兆光、葛剑雄、秦晖、金岱、徐友渔等学院派思想者的散文，则以反省拷问国民性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以及以历史反照现实，以现代性与伪现代性的文化冲突剖析文化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走向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们的思想随笔虽为学术研究之余的副产品，却以其独特的人格色彩和文化智慧为世纪末的中国散文创作守魂和导航。
　　
　　 三、散文的骨骼与灵魂
　　
　　思想之所以值得我们如此重视，盖因思想是散文的骨骼和灵魂，对于散文而言，它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和价值。然而，必须承认，我们过去对于思想之于散文的意义是重视不够的；或者说，我们只是从“文学为政治服务”、“抒时代之情和人民之情”的“政治高度”去重视散文中的思想，这自然是狭隘和肤浅的理解，是带着鲜明意识形态烙印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与直面灵魂、直指人心的散文精神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因此，在我看来，思想之于散文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由散文的文体本质和特征所决定。我们知道，散文是一种最富个性化、最自由和宽容的文体。它不是文学的高山峡谷，却是文学的广阔平原。也就是说，它有着平原的辽阔、从容、沉稳与绵延不绝的地平线。散文的这种“平原”状态，既能最大限度地接纳其他文类在艺术上的长处，同时也是一切思想或精神的理想栖息地。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诗歌是人类感情和精神的极致，它是文学中的舞蹈，它不仅尖锐优雅，而且十分看重才情；小说是文学中的跑步，它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冲突与和解，因此它更重视阅历、叙述和结构的技巧；而散文则是文学中的散步，由于没有规范，没有太多约束，因此它更接近人的本性和生存的日常状态。正因这个特点，与其他文类相比，散文更是心灵、智慧和哲学的近邻，它的长处不在于描状一片树叶的枯萎，而在于用哲人的慧眼慧心去深究这片树叶与树枝、树干、大地乃至季节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小说和诗歌所不及的。再从文体表现生活的特点来看，散文不似小说那样有人物、情节和叙述可以依傍，也不像诗歌那样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跳跃的韵律节奏和奇特的意象组合来吸引读者。散文是以“自然”的形态呈现生活的片断，以“零散”的方式对抗现实生活的完整性和集中性，以“边缘”的姿态表达对现实和历史的臧否，所以散文不仅呼唤思想，它更适合思想的生长，它更渴求有个性、原创和深刻独特的思想的支撑。可以这样说：任何文学都需要思想，但散文对思想的渴望超过任何文学。的确，倘若没有思想的支撑，散文充其量只是一具徒有其表的空壳，只是一堆没有灵魂的文字的瓦砾。这样的散文文字再美丽，结构再严谨，意境再动人也是徒然。正是因此，“散文，我们时代的散文，没有理由逃避或淡化思想”。这是从散文文体本质和特征与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以及散文需要思想的支持这一角度来考察。
　　其二，如果说散文随笔是一种属于思想者的文体，没有思想的散文随笔是纸做的花朵的话，那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大规模介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散文的文体空间和心智空间。如前所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代的散文只有抒情散文一统天下，散文的品类、题材和表现手法都十分刻板单一。而现在，随着思想散文的崛起，散文的文体形式也有了较大的演进与突破。比如说，过去的抒情散文一般篇幅都较短小，而现在的一些思想散文动不动就是两、三万字；过去的散文一般都遵循散文的边界，而现在“破体”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过去散文的叙述一般都是按照“景——事——理”的模式展开，现在却是真正地无拘无束，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有的甚至采用多种人称互换和“意识流”的叙事手法。这是从文体模式方面而言。从思维层面和心理层面来看，以往的散文极少涉及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而现在的思想散文却有大量的有关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的叙写。举例说，在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这篇散文中，王充闾一方面从政治的角度写了曾国藩的才干和野心，另一方面又从人性、人生哲学，从心理方面对他进行解读与批判，准确而细致地写出了曾国藩心理上的压力、灵魂上的折磨，这就抵达了人性的深处，拓展了散文的心智空间。可见，思想散文对于“重建散文的体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个体经验和母语经验，同时开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语境和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价值。
　　若我们将视野放开一些，我们还可以看到，但凡古今中外那些优秀的散文，都有着深厚的思想的底子。庄子的散文就是如此。从思想的角度看，他的《逍遥游》既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又是追求自由精神和人格独立的体现。而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使两千年前的庄子成为一个比现代派更为现代的思想家。苏轼的《前赤壁赋》同样是建立在庞大的精神心理结构上的经典之作。这篇作品之所以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固然得益于“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这样的精妙写景和奇词丽句，但更重要的是，文中还有诸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叟，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样的哲理思考：我们虽然生存于天地之间，但其生命就如蜉蝣一样短暂。我们的存在，其实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那么渺小。于是，我们一边悲叹生命的短暂，一边羡慕着长江的不尽东流。正是因此，我想挽着神仙结伴而遨游，也想与明月相守而长存。但我知道这样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好借着箫声将这无边的遗恨寄托于悲凉的风中。在这里，苏轼借助赤壁的月夜与江水，透过无限的宇宙时空来体验人生和观照自然，同时融进一种洒脱旷达的生死观。这样，《前赤壁赋》也就因其阔大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超越同类的散文并流传千古。可以设想：倘若没有超越个体的思想追问，即便是再绚丽多彩的句子，也只是一件华美的外衣而已，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思想境界和艺术穿透力。
　　中国古代的优秀散文包括现代鲁迅的《野草》，都有着极为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那么，外国散文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外国称得上一流的散文家和散文作品，同样以追问生命的价值，个体的存在状态，以及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理性见长。比如蒙田、培根、罗素等人的散文就是如此。在这方面，南美大作家聂鲁达的散文堪称典范。他有一篇散文写他穿行于南美的丛林中，当他看到一个被洪水连根拔起的大树头，他这样写道：“栎树倒下时发出天崩地陷般的声音，有如一只大手在敲击大地的门，要敲开一个墓穴。它听凭风吹雨打和隆冬的肆虐已达上百年，它伤痕累累的织体，银灰色的色调，形成一种粗硬的、令人心醉的庄严美。它现在来到我的生活里，也许是要把它的沉默传染给我，并揭示出大地再次给予我的美学教育”。从表层看，这只是一段写景的文字，但若从精神生命的角度看，这段文字无疑包含着极为丰富广阔的精神与历史空间：它由大树根那种“粗硬的、令人心醉的庄严美”，延伸到南美这片大地上的“百年孤独”，呈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纷纭复杂的精神心理结构，并且给予人类以生存的信息和无限的“美学教育”。这样的描写的确具有一种直逼事物本质的思想硬度。当然，这样的描写绝不仅仅是文字经营的结果。只有具备了大胸臆，并将这种大胸臆投放到无限广阔的精神历史空间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如此冷峻而又壮美的形而上的文字。
　　由此，我们便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思想散文中的“思想”是否丰富、独立和深刻，与创作主体精神和心灵的强健纯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个性独立而富于自由精神、胸臆博大且心灵充盈的作家，他笔下的思想必然富厚活泼并充满着启迪人心的力量，反之则平庸苍白了无生气。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体的本质都取决于进入这种文体写作的人的精神高度和心灵的纯度。因此，要提高当代散文的思想质地，关键是散文写作者首先要成为真诚的人，独立的人，自由的人，有个性和有智慧的人。其次，他要敢于面对现实生活，敢于接触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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