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学的命脉》（王兆胜 著）

已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侧重于以地域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参照系,无论是以晚清为起点的论史框架,还是以整个20世纪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叙述段落,其实都隐含了文学“近代化”或者“现代性”的价值诉求,这就昭示了中国当代学者潜隐的“二元”化取向,即在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之间作出义正辞严的了断,内含的价值取向即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舍旧取新,唯新是务。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身份何在?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寄寓在汉语言文字的表述工具层面之上是否是对文学中国性的偏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何在?

王兆胜的新著《文学的命脉》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王兆胜的这本文集,收录了他近期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22篇论文,它们既重人文精神,又强调不能忽视天地道心;既有较强的学理性,又注重心灵的感悟;既视野宏阔,又具有细致入微的精研功夫;既保有一颗中正平和之心,又不失激越锐气。

仔细披阅此书,最鲜明的感觉是书中充溢的古典人文情怀。作者衡估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有四条,“第一,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第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三,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限于从‘人’的视域理解问题;第四,强调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个标准及评论体系就续接上了中国人文传统和文论传统。关注世道人心、追求天地境界、强调“言而有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追求向度。

但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一种“惟新是务”的“现代性”冲动带领中国文学向前迈进,因此,古典情怀的表达与古典情怀的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身份却建基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古典人文情怀有如中国文学的血脉生生不息,正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股传统人文趣味深潜于种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学书写之中。由此,“传统与现代”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元典”性问题,选择的两难性存在决定了该时段文学的丰富复杂性。而古典人文情怀的包容性与选择的多元性却可以超越这种选择的两难。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兆胜标示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真正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交融互补特征,因此尤其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显著的“中国性”。

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分析得很到位,“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所以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中固然有关注世道人心的优良人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却不易操之过急,使用过度。在王兆胜的衡估体系与价值分层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天地境界,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很能服人的。

现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显示出时代的丰富性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王兆胜以《<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细致地分析阐释了《红楼梦》这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关联,从主题上的“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哲理上的“存在悲剧与人生况味”,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女性形象谱系”,工具技术层面上的“叙事模式及技巧”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局限,于个案分析中寄寓总体性意义,足堪说明中国古典之于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红楼梦》鲜明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诉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而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存在悲剧,则以其深刻性、超越性和超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王兆胜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取法《红楼梦》的局限性作了三点归纳:“第一,对于《红楼梦》,20世纪中国作家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或用在繁琐的考证上,或用在政治、阶级斗争的解释上;而对其哲学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重视不够”。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视《红楼梦》为一本真正的“元典”。“第二,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20世纪中国作家的《红楼梦》情结从一方面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限制,它极容易为作家设下一个陷阱,使他们容易沉落其间,一面僵化了创造性,一面乐不思创作”。这种在经典面前,“眼前有景道不出”的“失语”或者“沉迷”是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特别注意的。

《文学的命脉》强烈的古典情怀还表现在作者论文评世时的“仁者”胸怀。在《作家与评家》中,王兆胜这样规劝某些势如水火、对峙不已的作家与评家,他说:“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中,在当前的文坛,一个人要想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影响,成为庄子笔下的‘真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虚伪和做秀。但作家将心怀放得宽大些,容忍评家自由地论说;评家也能够设身处地,更多地以友善和理解的方式与作家对话,从而使文坛更加宁静、自由和健康,这恐怕是明智之举,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同时,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从事文学的人如果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具体到对某些作家作微观批评时,王兆胜亦秉持这种“中允平和”的文学批评观,在论述有些散文家在处理“知识”材料的失误时,他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及其生命。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崇拜知识,越过了自己研究的疆界,那是极容易将常识当新知而津津乐道,有时还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知识硬伤。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常遭批评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王英琦散文的问题不少。比如,任何知识、概念、命题都是有前提和语境的,也是有其历史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而一般化地谈论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持论公允,言辞温逊,相较于那些剑拔弩张,与批评对象势如冰炭的批判式文章,相信会更让人折服。

这种充盈于全书的古典情怀,营造出一种氤氲的人文氛围,于此更可以见出作者的器识与修养。读过太多的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文字,顿觉是书温文尔雅的行文风致引人流连。学术界此调不弹久矣!

《文学的命脉》重点探讨散文创作,而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专研现代散文大家林语堂的生平与创作的,对于林氏的著作下过极深的功夫,对其文风与用语了然于心,导致这本研究论集的行文与表述,颇具林氏风致。在论述“散文文体”这个纯粹学术性命题时,王兆胜以散文笔致写道:“散文文体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非确定性’和‘创造性’,一旦它以模式的方式被确定下来,也就开始枯萎甚至走向了死亡,不论是个人、流派,或是时尚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又不能忽略它的内在限制,只有这样它才能保证其相对独立性。……形象地说,散文文体颇似‘水’,它没有自己的固定形状,所以几近于道;然而,它又是随时而变,随地赋形的。比如,它天冷时冻结成冰,天暖时化解为水,天热时蒸发成气,遇寒流聚为雨雪。又比如,在碗中水成碗形,在瓶中水成瓶形,在手中水成手形,在口中水成口形,在江河中水成江河形,在大海中水成大海之形。如果我们这样辩证地理解散文文体,就可以庶几近之,当前对于散文文体的许多错误认识也就可以得到纠正。”以灵活生动的文笔表达艰深枯燥的学理,这是该书的又一个明显特色。

与某些为体系而体系、在狭小的论述空间中叠床架屋的所谓学术专著相比较,《文学的命脉》“形散而神不散”,不重结构上的体系性却新见屡出,自出机杼,足堪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