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举办了第二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从近五年出版的数万部长篇传记文学中选出十二部作品获奖。不少关心文学创作的同志认为，传记文学收获丰富，有新的开拓，是文学门类中很有成绩的一个品种。这次获奖的十二部作品大体反映了近几年传记文学的前进步伐。下面结合个人的阅读体会，谈谈对近期传记文学创作的几点看法。
    作家着手传记文学创作的时候，无疑都要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立传，这些人物值不值得立传?

    应当说，传记文学没有什么禁区，社会上各色人等，古今中外各种人物，都可以成为描写对象。如果把《史记》当作我国传记文学的源头的话，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是很宽泛的。他既给“成功的英雄”刘邦立传，也给“失败的英雄”项羽立传。 “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的主角并不是达官贵人，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辈。太史公甚至也给反面人物立传，“佞幸列传”勾勒了不少丑恶的画像，对后世很有警示意义。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传记文学特别需要把目光投射到“小人物”、“普通老百姓”的身上。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都是写小人物的，前者刻画一位“种树模范”，后者刻画一位木工。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柳宗元勇敢地冲破世俗观念，满腔热忱地歌颂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显示出不凡的思想境界。但传记文学在关注“小人物”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大人物”和“成大事业者”的关注，这两者不是根本对立的。这次得奖的传记文学作品，涵盖面很宽，有写大政治家、军事家的，如《开国领袖毛泽东》、《张爱萍传》；有写普通干部群众的，如《你是一座桥》、《高原雪魂——孔繁森》；有写科学家的，如《钱学森》；有写文化人的，如《田汉传》、《赵超构传》、《赵无极传》。有两部作品很特殊，都是写女性的，而且都是传主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和《无悔的岁月——我们姐妹的人生道路》。曾志是著名的红军女英雄，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浦代英、雷迅、卓琳也是成绩卓著、饱经风霜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位传主都生于二十世纪初，几乎都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只有雷迅逝世于“文化大革命”中)。她们是二十世纪民族苦难和民族振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次获奖的十二部作品题材宽泛，反映了各条战线各种性格的人物，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写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地位有高低，影响有大小，秉性各不同，却都有着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传记文学应当容纳各种各样的人物，但首先要关注民族和人类的优秀分子，要为民族的脊梁、人民的功臣树碑立传。十二部获奖作品涵盖不了近几年全部传记文学的题材范围，但它们说明了，我们的传记文学没有冷落更没有忘却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这是令人欣喜的。

    目前的传记文学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近似于报告文学，完全写实，其中的优秀者具有史料和文献价值。另一类带有某种小说的色彩。

    这两类作品有内在的区别，后者也可以叫做传记体小说。无论哪一类，都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小说家要自由地展开自己的想像力，传记文学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想像力。传记文学的魅力，首先要靠传主本身事迹的感人、人格魅力的强大；同时，也要靠采访的深入细密、大量掌握生活素材和文献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匠心独运，谈得上创造出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

    我们说近几年的传记文学有新开拓，不仅因为作品中出现许多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天地，更因为在表现生活、塑造人物上有了深化。一般的传记文学容易写成对人物经历和事迹的文学性描绘。优秀的传记文学，不仅要写人物“做什么”，还要写他“怎么做”，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从事富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活动，还要揭示人物行为背后的思想动因和历史动因，写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这当然不能靠揣摩、虚构、想象、编造，也不能靠叙述者亲自站出来发表大段议论。传记文学只能靠事实说话。既要事实，又富有文学性，富有艺术魅力，这就是传记文学的难点和独具风采之处。

    这次获奖作品的作者都在调查研究上下了大功夫、苦功夫。他们有的是传主的挚友，有的是传主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多年追踪传主，有的就是自己写自己。他们不但了解传主的事迹、经历，对传主的思想、秉性以至生活细节也了如指掌。他们不但掌握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对传主满带感情，充盈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写革命将帅的作品多得很，为什么《张爱萍传》独树一帜?这固然和张爱萍的传奇般的经历有关系。他是位猛将，也是位儒将，腹中既有韬略，也有经纶，写过大量出色的旧体诗词，管过野战军，也管过海军、科技，领导过两弹一星的研制……而这本传记确实写出了传主独特的个性和人格魅力。书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譬如张爱萍在延安抗大讲学那一段描写，令人拍案叫绝，那不仅是“栩栩如生”，它就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段细节比某些苦思冥想营造出来的细节还要精彩。写英模人物的作品也多得很，《高原雪魂》和《你是一座桥》是其中的厚重之作。这两部作品不仅写了孔繁森和吴天祥如何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也写出了人物行为背后的精神境界。两位传主固然受到过表扬，但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和冷落，甚至有人向他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认为他们是傻瓜。作者运用了大量实际材料，包括日记和手记，展示了人物瑰丽的精神世界。作品用形象告诉人们，像孔繁森、吴天祥这样的人物，是普通人，也是不平凡的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们必定会那么做，很自然地那么做。为人民服务对于他们，不是负担，而是幸福。

    传记文学不但要达到事件的真实，还要达到历史的真实。人的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大事小事，篇幅再大的作品，也不可能把传主一生所经历的大事小事全部写出来。这就发生了对素材的取舍剪辑问题。光写成绩不写缺点，或者反过来，都不可能全面而真实地表现人物和历史。这次获奖的作品，是很注意把握历史真实的。它们在满腔热忱地歌颂人物的崇高品德的同时，并没有回避人物的缺点。它们在歌颂人物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我们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失误。譬如《曾志回忆实录》，就写得朴实、真挚、坦诚。作者平静地叙述了她投身革命的一生。她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革命史。她写出了党的辉煌业绩，也坦率地讲述了个人以及革命队伍所发生的失误。在土地革命和抢救运动中，她多次蒙受不白之冤。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和陶铸一起经受了泰山压顶般的打击。作者集中半个多世纪的感受告诉读者，虽然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但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她无怨无悔，生死不渝地要走这条路。陶铸在《赠曾志》中写道：“心底无私天地宽。”读了曾志回忆录，我们才真正领悟到这句话的分量。

    近几年，传记文学悄然勃兴，其累累硕果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记文学应当在文学大家庭中占什么样的地位?

    近百年前，梁启超为中国小说的崛起振臂呐喊。他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作为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政治家，梁启超的预言实现了。特别是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以后，中国的新小说异军突起，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成为文学交响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由小说领衔主演的。现在，评论界和社会舆论对小说特别关注，这是很自然的。

    文学包括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和提高，才是文学的全面繁荣。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传记文学有没有“不可思议之力”呢?小说有自己的优势，传记文学也有自己的优势，后者有着小说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既有艺术的感染力，又有事实的说服力。某些优秀传记文学的影响绝不亚于小说。譬如建国初期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把一切献给党》，感染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又如这次得奖的一批优秀传记文学，已经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曾志回忆实录》一书，仅香港一地，就发行了六万多册。许多人读了之后深受感动，纠正了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误解。

    我们要重视小说，也要重视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其他文学形式。艺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谁都不可能永远在姐妹艺术中充当老大。哪一朵花开得最鲜艳，它就会走在姐妹艺术的前列。目前，对传记文学的关注、介绍、评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为此，我在这里为传记文学一呼：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请关注和支持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