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之喜欢南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京有许多六朝的古迹，使他想到那些魏晋名士，想到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使他心驰神往。吴敬梓和曹雪芹都被他们的朋友比作正始的名士阮籍。吴敬梓更是时时以魏晋名士而自居。魏晋的名士风流历来为后世的文人所仰慕，尤其是阮藉和嵇康。阮藉、嵇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和悲剧命运：参与政治吧，难免同流合污，无法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远离政治吧，难免终老林下，一事无成。说到底，封建社会需要人才，但首先必须甘心作奴才。封建社会里最不需要的是时时刻刻想保持思想独立性的人物。而阮藉和嵇康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试图保持自己思想独立性的人物。礼教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生当这样的时代而想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那就不能不是一个悲剧。阮藉、嵇康之为后代文人所同情，所理解，正在于自魏晋以后，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改变。后世文人之仰慕阮藉、嵇康，吴敬梓和曹雪芹之仰慕阮藉、嵇康，他们之自比阮藉、嵇康，其原因正在这里。归根到底，魏晋名士有一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精神，他们珍惜思想的独立性，有一种反抗潮流、蔑视世俗、挑战多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吴敬梓和曹雪芹非常佩服、非常欣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吴敬梓和曹雪芹没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没有一种独立的思想，没有一身傲骨，怎么能够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非常之作，必须非常之人；非常之人，需要一种非常之精神。这样一种六朝情结，一种对魏晋风度的仰慕，也成为吴敬梓精神的一根支柱。江南地区是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重灾区，也是三朝笼络知识分子的重点地区。在中国，南京是个政治敏感的地区。文革快结束的时候，1976年1月，总理去世了，我听说，有一天晚上，南京城里贴出一条大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一张报纸一个大字。这当然是拥护四人帮的一派贴的。早晨的时候，人们发现，这条标语被人重新贴了一下，变成“张春桥同志坚决要求担任国务院总理”。当时，我在沈阳，没有觉得社会上有这种政治敏感。当然，从语言学的角度，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小故事里体会到汉语的一些特点，就是语言的组合很重要，不同的组合可以表达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外国语言用变格、用后缀不同。

    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感受到的是势利和虚伪，而曹雪芹感受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吴敬梓考虑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路，而曹雪芹考虑的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儒林外史》诞生以前，小说中也不时地写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历史命运，从来没有《儒林外史》写得这么真实、这么深刻。吴敬梓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展开广阔的画面，写到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儒林外史》被认为是世态人情的教科书，而《红楼梦》被称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具体的写法来看，《儒林外史》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涉及到三教九流；而《红楼梦》则不同，《红楼梦》很少写到贾府的外面去，主要写一个大观园。大观园其实是很特殊的地方。大观园是一个女儿国，只有一个贾宝玉是唯一的合法的男性公民。这些女孩不是一般的女孩，都是眼睛会说话，眉毛会唱歌的女孩。从两个作家的创作才能来说，吴敬梓的强项是讽刺，世态的讽刺。曹雪芹是爱情的描写。作家和作家不同，有的擅长写这个，有的擅长写那个。譬如《儒林外史》里就没有什么爱情的故事。很多婚姻都是包办婚姻，也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话，就是因为被功名富贵给闹的。象鲁小姐和蘧公子，本来是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可是，蘧公子好虚名而不好八股，鲁小姐却是八股的行家里手。看到丈夫不懂八股，这位八股才女便常自垂泪，有“误我终身”之叹。在世界文学中，司汤达、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茨威格，都是描写爱情的高手，巴尔札克写的爱情就不行，没法看，一点味道都没有。曹雪芹特别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而吴敬梓则是处处用功名富贵去考验人物的灵魂。吴敬梓对于虚伪和势利的现象特别敏感，时时地抓住，加以揭露和抨击。

    从风格上看，《红楼梦》象一首诗，长歌当哭，象一首哀感顽艳的长诗；而《儒林外史》则象散文，是史学那种外冷内热的风格。

    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吴敬梓选择连环短篇式的结构来展开一幅幅的风俗画，他没有在结构上花太多的精力。或许他认为这种结构最便于表现他的主题，最便于发挥他描写世态的特长。曹雪芹则不然，他则象一个围棋高手，每下一子，都考虑着全局，又照顾着局部。

    下面我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就不能不提到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鲁迅对《儒林外史》特别的欣赏，特别的佩服。鲁迅是什么人，他所佩服的作品又当是怎样，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古典小说之中，没有一部小说，得到鲁迅那么多的赞扬和肯定，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鲁迅说，《儒林外史》诞生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由此可见，在鲁迅的心目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讽刺巨著。有些人看不起《儒林外史》，鲁迅因此而发出这样的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讽刺了那些轻视《儒林外史》的人，蔑视了他们的“蔑视”。《儒林外史》之所以使鲁迅如此的折服，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而《儒林外史》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它那种深刻的、无情的真实。从来没有看到小说的作者，具有吴敬梓这样撕开假面、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巨大勇气，从来没有看到小说的世态描写象《儒林外史》这样接近真实的生活。清人就这样地来评价《儒林外史》，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人们正是天天生活在那么一种《儒林外史》所描绘的丑恶的、而又谁也不觉其丑恶的“日用酬酢之间”。从小说的描写，由《儒林外史》的世态讽刺，而意识到周围的身边的社会讽刺性的存在，这正是对《儒林外史》艺术真实性的最高的赞扬。对一部文学作品最高的赞扬不是得了这个奖，那个奖，而是广大读者的这种感受。广大读者的认可是最高的奖赏。真实而又深刻，就是这一点，使以往及以后的讽刺小说望尘莫及。鲁迅特别欣赏《儒林外史》那种含蓄的风格。吴敬梓不是自己站出来说话，而是冷静地客观地描写，让人物的行为自己说话。尖刻的讽刺寄托在不动声色的、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描写之中。当然，这种风格和手法对读者的欣赏水平提出了很好的要求。艺术很高明，但是，你得能看懂才行啊。“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最看不起那种浅露的讽刺，所以，他责备《官场现形记》那样的作品，说它们“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文木老人”是吴敬梓的号。

    吴敬梓勾勒人物、描摹世态的高明艺术，使鲁迅赞叹不已。鲁迅说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如在目前”，“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譬如书中写严监生临终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直到赵氏上去，把两根灯芯挑掉一根，他才两手垂下，顿时便断了气。写守财奴临终时光景，令人掩卷难忘。其实，这一镜头除了为守财奴画像以外，还可以触发无数的人生感慨。人活着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此感慨之一。对财富的聚敛之心，支撑了严监生的一生，也支撑着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几十年来，他一点一滴，象蚂蚁一样地积攒，才有了“十多万银子”的家私。“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他病得“饮食不进，骨瘦如柴”，还“舍不得银子吃人参”。灯草挑掉一茎以后，严监生才无憾地离开了人间。一茎灯草固然费不了多少油，但是，重要的是这种节俭持家的精神不能丢，这种精神是无价的。人生难得一知己，此感慨之二。两位侄子提的问题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可是，严监生这时候已经失去了语言表达的能力。从严监生的表情看来，他对众人之不能理解两个指头的神秘含义感到非常愤慨。此时此刻，只有赵氏和他心心相印，只有她知道“别人都说的不相干”，问题是出在灯草上。

    写范进母丧之中，如何打秋风赴宴，装模作样，不用象牙筷子，要用竹筷。待到范进用筷子夹起一个大虾圆子，张静斋这才放下心来，作者不动声色地写出范进的虚伪。堂堂学道大人，居然不知苏轼为何人，写尽八股之徒之无知可笑。

    我们读《儒林外史》，会体会到什么是讽刺。揭露丑恶并不等于讽刺。只有假、恶、丑而自以为真、善、美的时候，本来是无价值的东西，却自以为很有价值，自我感觉非常之好的时候，它们才成为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的讽刺，和鲁迅对讽刺的看法是如此的合拍，难怪鲁迅要如此的欣赏它了。鲁迅从《儒林外史》中得到很多的启发。我们读鲁迅的小说可以体会到这一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是很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和范进吗？鲁迅的那种含蓄的讽刺不是很象《儒林外史》的讽刺吗？有人说中国有三大讽刺小说，一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二是鲁迅的《阿Q正传》，三是钱钟书的《围城》。《儒林外史》主要讽刺那些醉心八股、追求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围城》讽刺的是当年的“海归派”，《阿Q正传》虽然写了一个农民，但它讽刺的是国民的民族劣根性。那种忧愤更为深广。

    《儒林外史》从日常的生活中，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人物和事情中发掘讽刺的素材，写出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又确实是一场悲剧。周进的故事，范进的故事，不是天天在发生吗？人们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数人的生命、青春就这样地消耗掉了。而且消耗得一点价值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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