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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事的悲剧——谈谈古典名著《儒林外史》

时间:2009-8-8 16:41:16  来源:不详
。杜少卿的父亲“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杜少卿父亲的“呆”就是不明白“揣摩”,就是把儒家经典里的话“当了真”,不知道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揣摩”作为一种为官之道,并不是从八股文开始的。我们看《战国策》里那些策士的言论,与其说他们善于言辞,不如说他们善于揣摩君主的心理更为恰当。像《战国策》里《触讋说赵太后》这样的名篇,不是揣摩之作的范例吗?而韩非的《说难》正是揣摩之术的理论总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游说之难在揣摩之难,所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在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结论是:窥探颜色,揣摩其意,避其所忌,投其所好。由此可见,揣摩也是一种登龙术。

    “揣摩”不但是举业的金针,为官的诀窍,而且是为学的窍门。学而优则仕,“优”的标准就是会不会“揣摩”。经史子集之中,经的数量最少,可是,经居四部之首,最受统治者的重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经学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揣摩之学。经学的基本形式就是注释,注释不是纯客观的,是带着圣贤崇拜、经典崇拜的思维活动。人们常常以为今文学家是迎合人主的御用学者,古文学家则不然;其实古文学家也是一样。贾逵为了替《左传》争地位,便说《左传》“同《公羊》者什七八”,说《左传》能够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皆与图谶相符合,而今文《五经》家却不能。即便是历史上那些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的见解也常常要通过注释经典的形式发表出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向秀的《庄子注》,朱熹的《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本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都是这样的著作。揣摩之道没有能够完全束缚住他们的创见,但影响了他们发表创见的形式。

    应试之道也好,为官之道也好,为学之道也好,“揣摩”就是抛弃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见解,就是不要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要去迎合圣贤的思想、上司的思想、皇帝的思想。久而久之,也就磨灭了独立的思维,丧失了创造的精神,失去了表里如一的作风,培养出一种唯唯诺诺的奴性。没有真诚,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剩下的只有功名富贵的欲望。八股虽然早在光绪末年就已经寿终正寝,但是,揣摩的精神却依然阴魂不散。

    剩下的一点时间,谈谈《儒林外史》为什么相对地比较冷落。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而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在民间的影响都要比《儒林外史》大得多。能够把《儒林外史》从头至尾看下来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在十几亿中国人中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微乎其微。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说,这就是曲高和寡的道理,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中国的小说大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吸引人,从神话、志怪到唐人的传奇,到宋元的话本,一脉相承。追求情节离奇的作品培养了嗜好离奇情节的读者,而读者的嗜好又反过来制约着小说的创作,使作者不敢轻易地离开情节的追求。至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情节是很吸引人的。当然,这四部名著并非仅仅以情节的离奇而取胜。《红楼梦》并非以情节取胜,但《红楼梦》依然是把人物的命运作为全书的总悬念。不但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悲剧,而且有一大批女子不同层次的悲剧。《红楼梦》把一个爱情的悲剧,一个婚姻的悲剧写得那么真实、深刻而生动,这无疑是吸引人的重要原因。这五部小说都有悬念抓住读者,都会用人物的命运来揪住读者的心。可是,《儒林外史》却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当然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悬念。《儒林外史》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并未对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出明确的交代。周进后来怎么样了,范进后来怎么样了,书里并未有所交代。个人的命运在《儒林外史》中被充分地淡化了,因为作者的兴趣不在讲故事,而一般的读者读小说是奔着故事来的。《儒林外史》放弃统一的悬念,淡化人物命运的色彩,其实是在向多数人的审美习惯挑战。

    《儒林外史》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吴敬梓却有意地回避着爱情。一般地说,读者不能指责作者为什么不写这个,为什么不写那个;可是,《儒林外史》的描写告诉我们,作者显然是在有意地回避爱情。《儒林外史》中写了很多婚姻,几乎没有一次出自当事人的自愿,没有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鲁小姐和蘧公孙的婚姻,本来是才子和佳人的结合,但作者对他们的柔情没有半点兴趣,我们看到的是八股才女和少年名士之间的矛盾,听到的是鲁小姐“误我终身”的叹息,感到的是功名富贵对才子才女的毒害。匡超人的第一次婚姻由潘三所促成,这是匡超人充当枪手而表现出色所获得的报酬。一切都由潘三去张罗,匡超人坐享其成。匡超人早先并不认识郑家女儿,当然不能算是恋爱。匡超人的第二次婚姻,娶的是李给谏的外甥女。是李给谏主动提出来,匡超人为了攀高枝,停妻再娶,想学那“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的故事。作者在这里是写匡超人的蜕变和堕落。这里没有爱情,也没有浪漫。牛浦的第一个妻子是邻居卜老的外甥女。在这次婚姻中,看不到牛浦一丝一毫的积极性。他好象是在奉命行事。他忙的是去庵里偷诗稿,对这门穷人的亲事,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牛浦后来和两位舅爷闹翻,居然一走了事,置新婚的妻子于不顾。作者在这里写出牛浦的绝情和冷酷。书中还写到鲍廷玺的两次婚姻。第一次娶的是王总管的小女儿,婚事由向知县一手包办,似乎是一桩包办而又美满的婚姻。但是,很明显,作者在这里只是为了写向鼎和鲍文卿的友谊,王总管的小女儿实际上是向鼎报答鲍文卿的一件礼物。小说第二十九回,出现一位兼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的风流才子杜慎卿,好象应该有一点浪漫故事了,可是,我们只见他急急忙忙地娶妾,兴致勃勃地去会一位“男美”,结果是见到一位身材肥胖,“头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约有五十多岁光景”的来霞士。书中唯一的自由结合是宦成和双红的私奔,但宦成的形象显得非常俗气。作者把这次唯一的恋爱和政治讹诈连在一起,说明了作者对这种自由恋爱不以为然的态度。《儒林外史》中不美满的婚姻都不是因为家长的包办,也不是因为有了外遇,而是因为功名富贵的追求。《儒林外史》中没有爱情的位置,这也是《儒林外史》吃亏的原因。

    从学界来说,《儒林外史》的资料比较多,吴敬梓的生平比较清楚,争论的问题不多。而象《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资料太少,很难展开讨论。而《红楼梦》呢,有那么一些资料,而又不够。虽然不够,但有一个脂砚斋的批语,隐隐约约,提供了很多线索,却难以坐实,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问题成堆,而材料不够,这是一门学问得以成立和维持的最佳状态。而且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资料,于是,红学界就热闹一阵,但是,材料不够,不能做成铁案,争论来争论去,大家争累了,于是风平浪静。新的材料来了,开始新的商榷。至今为止,有关《红楼梦》的那一大堆问题,几乎一个都没有彻底的解决。有关曹雪芹的生平,更是一片假设之林。如果没有材料,无法研究。如果材料比较多,一研究就清楚了,这门学问也就很快走到了尽头。《儒林外史》就是这样。

    主持人:张教授为我们简单比较了吴敬梓与曹雪芹的生平,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对《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主题做了言简意赅的评价,他认为曹雪芹在小说中探索的是人生的意义,写了真善美的死亡,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探索的是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历史命运。从今天张教授所讲的吴敬梓生平经历,再加上以前我们听过的曹雪芹和蒲松龄,是否能感觉到,要想成为文学大师要具备这样五大要素:

    第一, 要有天赋的文学才华。没有这一条,后边的要素也就不存在。张教授也说到,一个作家关键的语言,语言都不过关,还谈什么写作。现在我们有些作家写手,语言就像白开水。

    第二, 得高考落榜。中了举,一走仕途,作品中就没有失落的读书人那种对社会时代的愤世嫉俗了。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八股中举者”很难成为大师。

    第三, 得家道中落。若没有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经历,便难深刻体会世态炎凉。

    第四, 还得有时间不能太短的江南生活,最好是在南京,可以感受六朝故都的熏染。

    第五, 作家个性上的,得有我行我素、思想独立的魏晋风骨。

    话说回来,即便是在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我行我素、思想独立,具有魏晋风骨的人,都会时常让人觉得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认为有病。这又反映出评判标准的混乱。因为我们已习惯养成了一种非此即彼单极思维定式,我把它归结为“我最好型”的思维逻辑,即第一,我是最好的;第二,因为我已经是最好的了,别人再不能说我不好;第三,既然我是最好的,如果有谁说我不好,那只能是你不好。这样的思维逻辑其实很可怕啊!被媒体炒做起来的人与事,不常常如此吗?谁被说得多么好了以后,你就不能说他/她不好了。你说人家不好,人家的“粉丝”就会不讲道理地把你骂死。像这些,都需要有吴敬梓来撕开假面,进行直面的讽刺!

    我们现在不缺乏让吴敬梓讽刺的素材,单拿张教授讲的两个细节来说,一个是机制中出现的问题所导致的,就是那位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为了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而选择去消防局工作;一个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张教授提到的人民大学附近的“考研一条街”,那里在打造着层出不穷的“范进们”。可我们缺什么呢?缺吴敬梓呀!怎么办?看《儒林外史》。

    我常看到一种对书的既定模式的评价,并非有什么错,就是觉得有意思,比如,有一条对《儒林外史》的评价这样写到:“《儒林外史》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试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而我要说的是对当下,《儒林外史》依然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代又一代在高考路上奋勇向前的现代“范进们”、读书人的虚伪、学术的腐败,等等,有多少何尝不是该由新生代的吴敬梓无情讽刺的!事实上,《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一个成为媒体炒做的文化噱头,一个却受到冷落,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至少它是学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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