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上，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三方面转变，其一，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各国学研究机构都极其重视考古、方言、民俗学。在收集和研究实物方面，虽然古代已有金石之学，但近代西学特别重视实物所在的环境因素，使得对于实物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并得以解释有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而上述机构对于实物的采集，也由收购进而调查再进而发掘。其二，由专注于上层精英正统下移到民间地方社会。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欧洲文化研究兴起，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研究的层面和时段逐渐下移。受此影响，国学研究者改变传统的大小观念，积极开展歌谣、风俗、方言的调查。厦大、齐鲁大学的国学院所，根据自身条件和学术需要，分别展开对闽南、山东地方民间社会的研究。其三，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每个研究者而言，要求系统地掌握传统学术与现代西学的多种工具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就学科而言，要求多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有关课题。前者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以考古、民俗学为代表。  

　　无庸讳言，国学阵营中也有抱残守缺与舍己从人、或“国粹”与“国渣”两派。同时，时代的变化、年龄的增长，也会使一些人趋于稳健甚至保守。晚清国粹派的有些人，到了民国时期确有拉车向后之嫌，至少学术上的创造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对于王国维的文字及古史研究和陈寅恪的国文考试对对子亦予抨击嘲讽。然而，学术虽然不止一途，但又有一定的规范与公道。在近代西学影响下发生，又建立起广泛的对外联系和开阔的国际眼界，近代国学研究的成败得失也要相应纳入世界范围来权衡。由此看来，两派争论虽多，学术上均无大建树。即便提倡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想鼓动作用远远大于学问的进步。对此，胡适自己也承认是“提倡有心，实行无力”[67]。原因之一，当在提倡者自己对所倡行的西学不甚了然。刘复留欧，目标从文学与语言学兼治退到语言学，再退到语音学，最后龟缩于实验语音学，就是明证。而在学术上真有大贡献并得到国内外一流学者承认的，只是少数主张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大师。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68]此话在负有大名的胡适当面听来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伯氏决非有意贬低中国学者，相反，早在１９２６年，他就将“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视为治中国学必须具备的三方面预备之一[69]。二者相加，可谓国际汉学大师对中国国学研究成就与局限的完整考评。此后，尽管胡适下大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但代表国学研究后续并跃而上之的，是掌握地道欧美汉学而不甘牛后，借重宋代史学，将干嘉信而有征式考据推进到“同情式考据”（罗志田教授语）的陈寅恪，由此在王国维跨越中西新旧学之上，进一步沟通人本与科学主义，使得国学研究不仅在国际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人文科学中跃居高峰。对其意义的完整认识，将是下一世纪的重要命题。  

　　国学一词毕竟是对转型中学术笼统模糊的概括，确有成就的学者很少抽象地讨论这一概念，甚至反对教授《国学概论》之类的课程（如陈垣）。随着转型过程的完成，国学按现代学科分支被分解，失去了与西学、新学的笼统对应。周予同在论经学与经学史的关系时说：“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急待开展。”[70]藉以说明国学与国学研究史的关系，不无妥贴之处。
 

   注释：

   [1]《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９２页。

   [2]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７７页。

   [3] 关于西学东来的影响，历来有所争议。就学术论，胡适与陈垣对于西学究竟有无直接影响干嘉汉学，意见截然相反。胡断然否认。但近人研究匆场?

   [5] 《张南＠①辑印佚丛自序》，《国学萃编》第６、７期（宣统元年春三月）。

   [6] 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１年第１期。

   [7] 《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３年第１期。

   [8]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１年第７期。

   [9]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政学文编》卷七，光绪癸卯《政艺丛书》上篇。

   [10]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５页。

   [11]《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２—１１８页；雅克布洛斯着、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第１期，１９９５年。

   [12]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１年第９期。

   [13] 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１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14] 《东游日记》，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５１页。

   [15] 孙雄（同康）：《〈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三编〉自序》，《国学萃编》第５期（宣统元年闰二月）。

   [16] 《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国学杂志》第５期（１９１５年１０月）。

   [17] 桑原骘藏着、陈彬和译《读陈垣氏之〈西域人华化考〉》，《北大国学门周刊》第６期（１９２５年）。

   [18] 《胡适日记》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４日。

   [19] 《厦大周刊》第１５８期（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９日）。

   [20]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２２号（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2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22]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１年第７期。

   [23] 顺德黄纯熙撰《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第２１期（壬寅）。

   [24]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１９８５年版。

   [25] 《一个对比》，《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５３４页。

   [26] 《国粹学报》第３年第１期。

   [27] 赵炳麟：《谏院奏事录请立国学专门疏》，《赵柏岩集》卷一，第３０—３１页。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３１辑。

   [28] 《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７号。

   [29] 《〈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别集》。

   [30]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政艺通报》乙巳十一号。

   [31]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谓：戊戌“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

   [32]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第２卷第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引文中部分意思出自该文所附胡适函。

   [33] 《新青年》第７卷第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

   [34] 《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大国学门月刊》第１卷第１号。

   [35] 《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第３集，第２１１—２１７页。

   [36] 《新南社发起宣言》，《新南社组织大纲》，１９２３年５月５日《民国日报》。

   [37] 《学衡》第１期（１９２２年１月）。

   [38]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１８２—１８４页，引自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４３辑。

   [40] 《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征求名著稿本通告》，《燕京学报》第４期（１９２８年１２月）。

   [41] 《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２３年１２月）。

   [42] 《国学研究所业已成立》，《齐大月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43]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厦大周刊》第１３４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２日）；《国学研究院章程》，同上，第１６０期（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44] 陶存煦遗稿《天放楼文存》下册，影印稿本，第６３７—６３９页。

   [45] 《北京大学日刊》第１４２１号（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７日）。

   [46] 《国学门纪事致本校同学启事》，《国学季刊》第１卷第３号；《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１卷第５号。

   [47]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大国学门周刊》第２卷第１３期。

   [48] 《国学门纪事附古迹古物调查会草章》，《国学季刊》第１卷第３号（１９２３年７月）。

   [49]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３５１、３６０期。

   [50]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１５９期（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51] 《〈敦煌掇琐叙目〉叙》，《北大国学门周刊》第３期（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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